摘要:
政 策 建 言背 景 分 析
中共在改革開放之前因實行共產主義計畫經濟制度，和西方各國經貿往來極少，致使其商品經濟、貨幣經濟與涉外經濟均不發達，人民幣均衡匯率的問題可說從未浮現。1979年後，由於和國際社會逐漸「接軌」，市場經濟體制逐漸在大陸萌芽催生，過去長期高估的人民幣幣值亦隨之進行了幾次大幅度的貶值調整，以因應其國內價格改革、物價上漲所帶來的壓力，並為其勞力密集產品的出口擴張營造一適宜的匯兌環境。人民幣最後一次大幅度貶值發生於1994年1月，當時人民幣匯率從5.81元兌一美元一舉調降為8.7元兌一美元，同時一併取消了實施長達六年的「外匯調劑價」制度，由此實現了人民幣匯率的單一化。自1994年以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即一路呈現小幅升值狀態，至1999年底為8.28元兌一美元。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以來，坊間許多人士認為人民幣必然抵擋不過區域內貨幣連鎖貶值的壓力，然而事實證明並非如此。究竟1997年迄今人民幣堅持不貶值的做法，是一種「人為政策」的勉強之舉，抑或有其來自「經濟基本面」的支撐？毋寧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而人民幣幣值的長期走勢，對於兩岸經貿的持續開展乃至國際區域金融的和諧穩定又將產生何種影響？也十分值得我們關切。爰舉辦此次論壇會議。
1.從中共近年來經濟「基本面」的表現觀察，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究竟應該貶值、持穩，還是升值？
根據大陸近年來經濟基本面的表現，仔細檢視各種足以影響一國匯率水準的關鍵決定因素，包括經常帳餘額、資本帳餘額、國內通貨膨脹率、國內貨幣供給量、實質利率變化和外匯存底變化等因素，幾乎無一不反映出人民幣在過去二、三年中實際上承受了一定程度的升值壓力，而非如坊間所言面臨貶值的壓力。換言之，近兩年來人民幣非但沒有高估的問題，反而還有低估的嫌疑。
自1997年以來，人民幣貶值的呼聲主要來自出口部門（直接利益團體），以及擔心人民幣可能遭受區域金融風暴連鎖波及的短期市場預期心裡（主要表現為黑市匯率的浮動）。大陸主管當局能夠以其對於總體經濟情勢的有效掌握和判斷，強力抗拒上述二種可能迫使人民幣進行全面性貶值的國內政策壓力，而是透過其他可行之財經政策工具（例如加強出口退稅措施）輔導出口業者維持出口景氣，避免因本幣不恰當之調整而衍生更多的產業及經濟問題，此種不同總經政策間之交互運用，相當明快、準確而具有成效，頗值稱道。
2. 在中共現行外匯管理制度下，決定人民幣匯率做出短期邊際調整（short--term marginal adjustment）的主要因素為何？而決定其中期水準調整（mid-term level adjustment）的主要因素又有哪些？
在長達20年（1979~1999年）的改革開放時期，大陸經歷了制度轉型、物價開放、商品經濟萌發等種種衝擊，如何控制其國內信貸氾濫和物價高漲的問題，一直是大陸總體經濟政策（即所謂「宏觀調控」）的核心課題。反映在人民幣對外匯價方面，1980年代末期和1990年代初期國內通膨情勢的氾濫，無疑是促使人民幣歷次進行大幅貶值的主要背景因素之一。
惟自1995年以降，過度緊縮的「宏觀調控」政策導致大陸國內物價情勢反轉直下，甚至一度發生「通貨緊縮」的危機，此種情勢一直要到1999年底方才略趨緩和。由於大陸物價水準在此期間不斷下降，而國際物價水準仍呈溫和上升，相形之下，人民幣對外幣值必然呈現低估（假設其他條件不變），因而面臨一定程度的升值壓力。
不過，由於中共自1994年起改變過去直接由官方訂定匯價的做法，開始實施經常帳的「有條件可兌換」，並採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managed float）制度，故其短期匯價主要決定於經常帳供需餘額的變化，透過銀行間外匯市場之中心匯價，在一定狹幅範圍內上下浮動。至於中期匯價水準的變化（亦即「中心匯價」本身水位的決定）則基本上仍未脫離「官方定價」的色彩，主要由央行視資本帳餘額變化、國內外通膨價差等因素，進行階段性的調控。
3.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發生，是否一度對人民幣匯率造成實際的貶值壓力？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後，儘管亞洲多數貿易對手國貨幣大幅貶值，使得人民幣的實質有效匯率大幅上升而遠高於其名目匯率的走勢，致使人民幣的名目匯率似乎面臨一些貶值的壓力，但若從其整體國際收支變化、國內外經濟成長強度、國內外通膨差距，以及國內外利率差距來看，整體而言，人民幣仍然隱約具有向上升值的空間，而其主因則為：（一）整體貿易仍呈順差，（二）大陸內部的通貨緊縮，造成國內外物價和利差之反向差距。
由是觀之，倘若人民幣亦隨東南亞國家在金融風暴衝擊下的短期超貶行為而起舞，事實上將構成一決策上的錯誤，進而加重其匯率失衡的問題。北京當局在此期間堅持不加入亞洲各國短期匯率連鎖波動的貶值競賽，可說是一明智的決定。
4.影響公元2000年人民幣匯率走勢的主要不確定因素有哪些？我們應如何判斷這些因素的走向？
由於公元2000年亞洲區域經濟明顯邁向復甦，加上中共即將加入WTO，人民幣匯率的短期走勢可能會受到若干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包括入會後大陸外貿順差的變化、入會前後外資流入的動向、國際原材料價格走勢，以及大陸內部通貨緊縮問題是否能夠解決及其低利率政策是否繼續維持等。
綜合而言，我們認為：（一）入會後大陸整體外貿順差轉為持續性逆差的機率不大，（二）入會前後外資淨流入將會大幅增加，（三）國際物價上漲的情勢可能促使大陸通貨緊縮問題提前得到解決，以及（四）由於通貨緊縮不再是主要的問題，大陸有可能逐步放棄其低利率政策。凡此均將使人民幣匯率保持相對之強勢，或至少減少其貶值之壓力。換言之，倘若事實發展果如我們預期，則人民幣於公元2000年內仍以維持小幅升值的局面，機率最高。
在此情況下，我方大陸經貿政策宜乎回歸「人民幣長期走升」此一客觀趨勢來做整體性的考量和設計，而非跟隨人民幣的短期波動而做小碎步之調整（詳見第五點之建議）。
5.若人民幣匯率有長期看升的趨勢，大陸當局對此之因應對策為何？其相關政策對我方有何影響？
大陸當局為因應人民幣長期看升的趨勢，早自1990年代中期即開始積極鼓吹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並大力扶植所謂「高新科技產業」的發展。此種從產業結構面「未雨綢繆」和「釜底抽薪」的策略，顯然是部份借鑑自台灣當局1980年代因應台幣升值的做法。
大陸此一因應策略將無可避免地拉近兩岸之間的產業競爭級距，增加大陸密切尾隨台灣產業發展軌跡所造成的兩岸產業持續競爭壓力。此種競爭壓力不僅將表現於出口市場上的直接競爭，還將進一步表現為雙方對於高科技產業各項關鍵生產資源的激烈爭奪，包括對高科技研發人才、管理人才、外人直接投資與風險資本供應等之競爭。
在此情勢下，台灣近年來積極尋求「產業升級」的努力，很可能因為大陸亦正試圖跨入同一領域而受到強力的分化。如何因應此一客觀發展情勢，使我方繼續保持產業領先之既有優勢，應是在大陸人民幣長期看升的大趨勢下，我方在兩岸經貿政策及國內產業發展政策上首須著力的一個重點。
建議我方產業政策應積極對此因應調整，除加速發展高科技產業外，並應對廠商赴大陸投資採取更有效的「相對投資」規範，要求廠商在台提出生產、研發、行銷升級或跨業投資之具體營運規劃，做為我方核准其赴大陸投資的基本審查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