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美中貿易戰、科技衝突看似由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巨額貿易逆差所引起，但是就中長期的觀點來看，美國更關切中國大陸的國有企業與準國有企業的營業行為和政府補貼、中國大陸在一些領域科技優勢的崛起、及中國大陸的經濟體制改革等影響深遠的層面。
不過，經過多回合的交戰與協商，在 2020 年 1 月，美中簽署第一階段協議，重點內容包括：貿易平衡、市場准入、匯率穩定、強迫技術轉讓、智慧財產權、保障檢核機制、與撤銷加徵關稅等。美中的貿易戰緊張局勢獲得抒解。然而，之後由於新冠疫情由武漢擴大蔓延到全球許多國家，美國也成為新冠疫情受創最大的國家，導致一些國家出現「反中情結」，美國也因此間歇傳出一些擬對中國大陸採取部分新的貿易措施；在內容上比較偏向於針對性的科技戰措施（如華為、5G）。因此，整體來看，美中後續可能的貿易戰或科技戰比較偏向於局部性質，或美國政府內部仍有意見紛歧，態勢尚未明朗。
美中科技戰相當具有針對性，主要針對新興科技、特定企業。而且相對於貿易戰，美中科技戰可能是雙方間長期存在的議題，將會或暗或明地存在衝突。美中科技戰目前雙方爭議的焦點涉及到中國大陸影響力越來越大的領域之價值鏈中關鍵環節，例如， Android 作業系統之於智慧手機。美中間類似這種價值鏈的關鍵環節其實還有很多，包括博通和高通的高端晶片、半導體業的關鍵設備、IC 設計工具，乃至於 IC 設計所需的矽智財。整體而言，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新興大戰略已經浮現，其主要特徵為「擴展有選擇的脫鉤」，即在一些關鍵領域，盡其所能阻止中國大陸發展。
更重要的是，美中科技戰的博奕也可能不限於美中之間，目前的演變可能形成類似中國戰國時期的「合縱」、「連橫」的國際複雜關係。因此，在美國收緊製造業跨境投資，高技術產品出口管制之際，相關業者要注意「合縱」或「連橫」的選擇，就美方可能產生的波及效果。對臺商的一個風險是：衝突雙方國內法（如美國的《商業管制清單》、《出口管理條例》、「未經核實」實體的危險名單）對臺商貿易（接單生產）與投資決策的影響與約束力。
同時，日韓間也出現貿易戰插曲。日本於 2019 年 7 月起對於出口至韓國之氟化氫、光阻劑、與氟化聚醯亞胺等三項產品實施出口管制措施、不再給予出口審查優惠，引發日韓兩國關係緊張，並可能影響半導體、OLED 面板等產品之全球價值鏈。日韓貿易管制的發展背景，或受到歷史、政治、貿易、軍事等近期事件影響。
美中科技戰、日韓科技產品的貿易管制意味著：衝突雙方的手段趨於多元，除既有的產業標準之爭、跨境貿易、投資限制之外，還包括材料、重要設備的出口核准或管制（日韓的「白名單」之爭）等。材料、重要設備向來為我國主要產業發展的弱點，即便半導體業也是如此。韓國政府對日本出口管制措施之因應及未來計畫相關措施包括：推動「加強材料、零件與設備產業競爭力之策略」、「企業合作建立材料、零件與設備產業生態系之計畫」，以及「材料、零件與設備競爭力委員會之營運細節」等。本計畫另一個主軸是先進國家如何推動工業 4.0，之後並討論工業 4.0 對全球價值鏈的影響。基本上，製造業占比較低的先進國家，如美國和英國，比較強調「先進製造」（或「再工業化」），除了高階智慧製造之外，還特別強調發展新興產業與新材料，加上鼓勵製造業回流（美國），以期提高製造業的占比。相對地，製造業占比較高和製造業占比中段及以上的先進國家與中所得國家，比較強調與高階智慧製造相關的「工業 4.0」，以期推動製造業的數位轉型。「工業 4.0」較偏向於討論科技因素可能影響供應鏈的長短，甚至於造成全球價值鏈的結構性重整。不過，主要先進國家的智慧製造解決方案仍然還會涉及材料、產品架構的研發。然而，我國在推動智慧製造或「工業 4.0」相形之下比較忽略材料、產品架構的研發。
較強調「先進製造」或「再工業化」的美、英等國，著重於建構新的產學合作體系或研究機構，因為涉及新興產業與新材料（如 3D 列印、輕量化材料等）所需的研發；而大學體系可以提供必要的先進知識。
比較強調與高階智慧製造相關的「工業 4.0」國家包括德國、日本，以及中國大陸。德國的工業 4.0 推動策略主要從「工廠設備」切入，針對工廠設備、機具及系統，提高智慧製造能力。德國工業 4.0 政策仍側重發展德國原有比較優勢，如機械自動化、智慧工廠和機器人等。科研計畫的具體目標大多重視從實際產業場域中，找到工業 4.0 的解決方案和導入可行性作法。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政策措施作法與重點領域各異其趣，但主要國家的相關政策都涵蓋多面向，包括：人才技術培訓、人力資本提升，藉此在新世代製造體系中競爭、掌握價值創造的關鍵議題。無論採用創新中心（英國、美國）、平台、示範/實驗場域（德國、日本）方式，政策重點都在於串連主要關鍵企業（提供需求）、學研機構（投入研究）。同時，強化國際合作、串連國際網絡，也是主要國家政策中的共同特徵，形成了以德國為核心的多個雙邊合作（德法、德美、德日、德中）；而中國大陸也在智慧製造方面加強與德國、日本、以色列合作。我國在推動智慧製造或「工業 4.0」相形之下比較少著墨於國際合作。
對中國大陸的發展動向而言，國際關注的焦點是「中國製造 2025」，其內容相當廣泛，主要聚焦新一代資訊技術、航太航空設備、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等十大領域，以「智慧製造」為主軸，輔以製造業創新建設、綠色製造、高階設備創新等工程相互配合。
但是若以工業 4.0 的發展而言，中國大陸的核心政策應該是工業互聯網相關政策。2017 年中國國務院頒布《深化「互聯網+ 先進製造業」發展工業互聯網的指導意見》，確立中國大陸「工業互聯網」長期發展的戰略：提出「323」規劃，針對三大體系（網路、平臺、安全）、兩類應用（大型企業整合創新、中小企業普及應用）、三類支撐（產業、生態、國際化）進行建設。
我們初步認為中國大陸工業 4.0 的推動進展會受到幾個因素的影響，條列如下：
1.產業原有的自動化基礎（偏流程/製程型產業）：這些產業在中國大陸往往是由有企業所主導，政府也可指導國有企業在其所屬業務或供應鏈導入工業 4.0 的解決方案。
2.產業原有的資訊化、數據化基礎：各國的普遍現象是資通訊產業原有的資訊化、數據化基礎較高，故往往是工業 4.0 的早期採用者。
3.中國大陸本身對於供應鏈的掌握程度：工業 4.0 有不同程度，從個別工作、整廠智慧化到整個供應鏈的智慧化。中國大陸本身對於供應鏈的掌握度較高者，比較可能推動較高階的跨廠工業 4.0 解決方案。
4.廠商或產業客製化的程度與策略：這與市場需求的區隔化、客製化有關。
由於美中貿易戰及科技戰的糾葛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衝擊，對中國大陸經濟造成諸多負面影響，中國政府在 2020 年起強調要加快「新型基礎設施」的建設。新基建與以往的「舊基建」不同，而是以資通訊科技做為基礎建設的主要構成部分。短期上，新基建為中國政府實施「擴內需、穩投資、保成長」等擴張財政政策的一環，以維繫經濟動能；長期而言，新基建旨在構築現代化資通訊基礎設施體系，以 2050 年建成中國大陸為「世界科技創新強國」為目標。
新基建的核心是數位轉型，以 5G、數據中心、人工智慧等為代表的「資訊基礎建設」，是新基建的最重要內容；2020 年 4 月之後，中國政府推動新基建對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和效益，呈現更清晰的輪廓，亦即經由資訊技術和創新能力升級製造業，推動數位化、智慧化融合發展。
儘管中國大陸的經濟體制使得政府得以將「基礎建設」的範疇延伸到許多國有事業或計畫經濟所能及的範疇，這一般的市場經濟國家很難仿效，但是中國政府的新基建規劃主要著眼於經濟、產業、社會的數位轉型，並利用新基建布局強化上述數位轉型的基礎條件。這樣的視野可供我國推動「前瞻基礎建設」參考。
本計畫也進一步討論工業 4.0 與全球價值鏈的中長期議題。
TO（2019）的報告主張：未來工業 4.0 的發展與部署將使供應鏈重組（稱為供應鏈 4.0），會重塑並進一步改變全球價值鏈大體而言，不論是工業 4.0 或供應鏈 4.0 都在初始階段，其導入的程度會有尺度、模式的差異，再加上工業 4.0 或供應鏈 4.0 都可能改變營運模式及價值鏈的區位分布，故其對全球價值鏈的影響仍須進一步討論。不過本研究也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分析，如後所述。
另外，我們也以特斯拉（ Tesla）案例討論 Born-global Company 與其價值鏈的演變，藉此突顯我國鏈結 Born-global Company 及其價值鏈可能面對的問題。值得持續關注的是，隨著特斯拉已在中國大陸上海設廠，而且採用高階自動化的生產模式，這是否會使得特斯拉的供應鏈進一步出現變化，尤其是納入中國大陸的供應商？就新冠疫情發生前的報導來看，特斯拉在中國大陸上海設廠也伴隨著特斯拉電動車供應鏈本土化（中國化）的規劃與承諾。就臺灣相關供應鏈廠商對於此趨勢之因應而言，一個可能的作法是以和特斯拉的供應鏈合作實績作為訴求，尋求打入其他電動車廠的供應鏈。
表 1 歸納我們所分析的美中貿易戰對全球價值鏈的影響，而且由於臺商深受影響，故我們也提出對臺商的影響或變數，以及政府對策芻議。
表 2 就領域別歸納我們所分析的美中科技戰對全球價值鏈的影響。美中科技戰的主戰場其實在美中之間，主要在半導體及 5G 領域有較複雜的多方關係。值得強調的是：一些廠商（含美商）的策略是 In China, for China；這是企業的策略選擇。但是，美國政府對台積電的要求是 For USA, in USA，因此台積電最近已宣布將到美國設立 5 奈米的 12 吋晶圓廠。但是，未來一個對臺灣較不利的情境是：中國政府也可能要求 For China, in China，這會使得一些臺商面臨選邊站難題。一種可能的情況是：有些臺商可能在兩岸間採取「兩個屋頂（營運體系）」的營運方式，透過減少對美國技術、設備、原料的依賴來服務中國大陸市場（間接效果）。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可能會擴大吸引我半導體企業投資與人才，以利長期建構在中國大陸的「全產業鏈」。短期內，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發展戰略的重點是降低對美國的依賴。我們認為：這種「去美化」需要比較長的時間，而且初期可能不是「中國化」，而是拉攏韓國、臺灣等相關業者或人才等（直接效果）。但是，由於半導體產業在美中科技戰中舉足輕重，臺灣等相關業者在中長期可能將面臨是否當地化問題（間接效果）。
我們也初步探討工業 4.0 與新冠疫情對全球價值鏈的影響。先進國家推動工業 4.0 一個重要的目的是製造業回流，但是目前的觀點或證據尚不足以支撐這個看法。就高階自動化對全球價值鏈的影響，不能採取「技術決定論」的觀點，還需考慮眾多其他的因素，包括：市場的差異化、營運模式的改變、資本與勞動力平衡考量對技術採納的誘因等因素。我們的製鞋業案例分析也支持這種論點。更重要的是，在這全球價值鏈變動的過程，我國的製鞋業供應鏈大廠也積極投入智慧製造及先進材料等方面的研發；而這也相當程度促使國際品牌大廠在調整智慧製造的發展路線時，回頭加強與臺灣價值鏈夥伴（如寶成、豐泰）的合作。所以工業 4.0 不只是牽涉到製造端和供應鏈上的智慧機械、智慧製造、智慧供應鏈等數位化解決方案，還牽涉產品架構的改變和先進材料等方面的研發創新。
一個值得注意的發展是：新興的數位化解決方案可能形成新型態（數位化）的「價值鏈上的服務」或製造服務化。新數位化科技有助於管理跨境和跨組織的全球價值鏈，因此透過數位化加值，供應鏈上的服務會有新的面貌，即便工廠在海外，可以遠端調校、處理；這種情況下或許比較容易形成以市場為主要考量的區域化供應鏈或是以市場為核心的短鏈。過程中，臺灣本地的廠商可以提供新數位化型態的製造服務，藉此有機會提高附加價值。
一個參考案例與天下雜誌報導有關：在疫情衝擊之際，工程師無法出差，半導體業者該怎麼維修機台？怎麼安裝新設備？ASML 透過荷美台三國連線，運用混合實境（MR）幫台積電遠距裝設機台。
現有對全球價值鏈的討論或觀察是以已開發國家或其領頭羊廠商（尤其是美國的品牌大廠）的觀點為主，而且大多著重於探討現有產業之「供給面連結」變化趨勢。因此，若單純以全球價值鏈的角度來論述臺灣的產業發展或轉型會有盲點，所以我們的建議分為兩個部分：全球價值鏈相關部分與全球價值鏈觀點之外部分。
一、全球價值鏈相關部分
1.加強智慧供應鏈之國際合作：我國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產業，在工業 4.0 發展趨勢中，其實面對智慧供應鏈之國際連結與主導權問題。一般而論，在訂單非常集中的產業中，全球價值鏈的主導者大多為品牌客戶，供應鏈之智慧化可能為跨國、跨廠性質，也將取決於品牌客戶/領頭羊廠商。依此，我們建議：針對部分如紡織、鞋類或航太等具高度國際供應鏈鏈結、訂單相對集中等產業，政府可以推動智慧供應鏈國際合作計畫。
2.加強推動工業 4.0 的營運模式創新：一個值得注意且臺灣廠商較少著墨的發展是：廣義的智慧製造或數位轉型牽涉到營運模式創新，可能藉此改變國際供應鏈的樣態。一個與臺灣有關的案例是 Peloton 的軟體/服務思維創新對臺灣運動器材製造業的影響；在成為獨角獸之後，Peloton 還來臺併購了原本的供應商-臺南的飛輪大廠期美科技。另外，針對臺灣在地臺商，協助製造升級及智慧化發展，同時也要協助朝向平台化方式經營，以發展更多新型態（數位化）的「價值鏈上的服務」或製造服務化。
3.加強與 Born-global 領導業者的合作：一些領導廠商或快速成長新興中小企業在經營數位或智慧科技新興領域，其創新生態系具有「先天國際化」特色，這些廠商作為這些領域的重要平臺業者在創新生態系中可扮演領頭羊的角色，也在跨境、 跨域尋求相關的業者一起加入和壯大其生態系；產生新型態的全球價值鏈。就此一個參考案例是 Tesla 和 Peloton。這意味著我國可以在一些新興領域（如電動車/智慧車、物聯網）成為集結中的創新生態系之策略聯盟夥伴。
4.協助建立新的供應鏈關係連結：在因美中貿易戰而產生市場轉向的產業或產品領域，臺灣需要建立新的供應鏈關係連結，以促成臺灣出口商品結構與市場結構的轉型。如臺灣汽車零組件產業傳統上著重於售後服務市場（AM），若要切入到整車廠或 Tier 1 的供應鏈體系，一方面面臨如何與整車廠或 Tier 1 建立聯繫關係，另一方面需要繁瑣冗長的產品和製程調整問題；而且後者並非政府一般性的研發補助計畫補助的重點。但是若能透過一些補助和輔導計畫協助廠商通過調整陣痛期，則臺灣相關業者將有機會建立新的訂單和市場連結機會。
5.促成關鍵商品（critical goods）價值鏈串連：目前美臺之間類似一種「信任聯盟」（Trust-based Alliance），有其國際政經情境因素。但若從促成關鍵商品（critical goods）價值鏈串連的角度來看，美臺政府或許可以協助雙方產業建立「可信任的生產履歷」機制或資安認證體系。
6.協助臺商分流：在第二場座談會，有公會代表提到：針對從中國大陸撤出但不適合在臺灣生產的臺商，希望政府能夠提出協助措施，如鼓勵大廠建立共創平台，透過大廠帶動供應鏈廠商到國外佈局，促進整體產業鏈的完整，並與被投資國形成完整產業生態系，雙方互惠。尤其是注意臺商應加強產業升級和提高供應鏈自主性；不能只有低階或半產品，需要加強產業供應及產業自主。
二、全球價值鏈觀點之外部分
1.重視材料和產品架構的創新：美中科技戰、日韓科技產品的貿易管制顯示：衝突雙方的手段趨於多元，除既有的產業標準之爭、跨境貿易、投資限制之外，還包括材料、重要設備的出口核准或管制等。而且，材料、重要設備向來為我國主要產業發展的弱點，即便半導體業也是如此。因日韓的「白名單」之爭，韓國已開始加強重要材料、重要設備的國產化。
我們也就新冠疫情對全球價值鏈的影響提出一些與全球價值鏈較有關的看法，包括：對全球化的反思或全球化的內縮、供應鏈韌性與經濟安全。其實，全球供應網絡的脆弱性早有前例，只是多僅限於特定地區、產業自主調控回應解決，不曾升級為國家層次的安全議題。但是新冠疫情時期卻促成了政府的介入，例如臺灣的「口罩國家隊」、川普總統動用《國防生產法》等。
2.針對未來類似疫情所涉及之經濟安全相關的物資，我們建議：
（1）政府可建立緊急授權機制，如美國的《國防生產法》；（2）在雙邊或複邊架構下建立可能的備援體系。蔡總統在連任演說特別提出：「要建構足以確保關鍵物資供應的民生及戰備產業」，但我們認為發展民生及戰備產業需要有配套。生產經濟安全之相關物資其實涉及供應鏈韌性與成本效益的衡量。考慮我國市場規模有限，我們認為涉及經濟、社會安全或靭性的供應鏈布局需要在雙邊或複邊的架構處理比較合乎成本效益。參考紐澳兩國目前正在協商建立以安全旅遊為主之“Trans-Tasman Bubble”，我們建議政府研擬與一些友好國家去探討形成特定領域的「經濟互助圈」（如經濟安全或醫療安全互助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