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惠林：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給得好

　　在歐債風暴震撼全球經濟、二次衰退會不會來，以及究竟如何妥善化解、因應，應該以什麼政策和做法等等紛擾不已的時刻，瑞典皇家科學院宣佈今年（2011）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兩位美國總體經濟理論學者，實在很明智又很及時，因為他倆都屬於「理性預期新興古典學派」學者，對於政府干預政策有很鮮明的看法。

　　這兩位得獎者分別是現任紐約大學經濟系教授沙金特（T. Sargent）和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辛姆斯（C. Sims）。他倆因「在總體經濟學中對因果關係的實證研究」有重大貢獻獲獎，主要對政府經濟政策有效與否作研究。自1930年代總體經濟學興起，政府以政策「創造有效需求」的凱因斯理論就成為主流，更迎合主政者「擁有權力」的需求。該理論風光近30年，到1970年代卻觸了礁。

　　停滯膨脹的1970年代

　　整個1970年代，高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並存，這與凱因斯學派的「兩者存在消長抵換關係的菲利普曲線」扞格不容，許多經濟學家就此疑難提出說明。以弗利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 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為首的重貨幣學派最突出，在1970年代初期與凱因斯學派展開激烈爭辯，主宰了總體經濟學的討論。他們得到的結論是：唯一的好貨幣政策，就是堅守一個固定的貨幣供給增加率。他們也認為，政府支出的變動亦不致影響實質產出，政府最好袖手旁觀，聽任市場力量自由地運作。

　　弗利曼也對物價上漲率和失業率成反向關係，因而兩者存在「抵換」關係的菲利普曲線提出異議，他斷定短期的菲利普曲線極不穩定，在長期，失業率則趨近於「自然失業率」，任何的政策，都無法讓經濟體系偏離此一自然失業率。他們強調市場機能及均衡，失衡只是暫時現象，「逐步調整」的預期才是失衡的原因。勞動者需要時間來調整預期，他們一時會受騙，一旦預期充分調整，則「自然失業率」就生效了。所以，政府干預政策只「在短期」有效。

　　這種以逐步調整的預期來分析現象，亦即認為人們不斷地調整當期預期，以修正從前各期所發生的預期誤差，到了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盧卡斯（R. E. Lucas）領銜的「理性預期」學派，對逐步調整的預期做了大修正。理性預期的通俗說法是：人們會利用一切可用的資料，以及他們對整個經濟如何運作的瞭解，來決定他們的預期。如此一來，政府的干預政策連短期也都無效。這也就是本年獲獎者沙金特所說的「理性預期的菲利浦曲線」，是說物價和失業間沒有「抵換」關係，政府利用擴張政策只會使物價上漲，對失業沒有幫助，亦即菲利浦曲線是一條垂直線，甚至於是正斜率的線，政府政策不但會使物價上揚，失業也可能會增加，而高失業長期存在，就是政府一直施用干預政策的結果。

　　1980年代是理性預期學派天下

　　理性預期理論在1980年代如日中天，也被稱為新興古典學派，又被稱為「盧卡斯和沙金特的經濟學」。由此可知，沙金特和盧卡斯齊名，1995年沒一起獲獎，跌破不少專家眼鏡，也為沙金特叫屈。如今高失業率再成為全球大問題時，終於出頭天。

　　沙金特在1982年7月接受訪問時，就這樣說：「當我從柏克萊和哈佛畢業時，我對於什麼是政府能夠做到的，持有非常天真的觀點。那是我自己的錯，我那時是非常贊同干預的：政府應當干預所有的事情。如今我已遠離了當初的那種想法。」由此可知，沙金特受業於主張政府政策干預的凱因斯學派大本營，當接觸到芝加哥學派學者和理論之後，不但認同新古典學派的理性預期理論，還成為領導人物。

　　簡單的說，本年兩位得獎者是以「理性預期」的概念，以動態均衡推導出政府干預政策是「無效的」。理性預期的關鍵性見解，在於當政府政策變化時，私部門也改變了他們的決策法則，這就是最適化理論的含義，也是理性預期所導出的新見解。沙金特強調說，他和盧卡斯、普瑞史考特（E. Prescott, 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都曾經是凱因斯學派的經濟學家，經歷了觀念上的巨大轉變。

　　迷信政策救經濟

　　我們知道，當前全球還是迷信政府能施用政策來解決問題，我們看到了治絲益棼的結果，從貨幣政策來看，幾十年來各國都是靠「印鈔救市」，結果造成愈來愈貪婪的弊病，進一步衍生出金融風暴，而通貨膨脹、泡沫經濟也都沒有斷過，形成高通膨與高失業情況同時存在的困境。已故的美國前總統裡根（臺譯：雷根）說得好：「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本身就是問題」。

　　我們可以說，諾貝爾經濟學獎回歸頒給理性預期學者，正是讓我們重新思考，反省政府該不該用政策干預、主導經濟活動。而且，諾貝爾委員會很明智，去年經濟學獎頒發的三位得主，也是對政府干預勞動市場的政策，提出不是很正面的看法。去年得主著墨個體模型上的理論與實證，今年得主則針對總體模型，都呼應政府角色應重新思考，值得世人深思。

作者：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資料來源：大紀元2011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