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一：《安得廣廈千萬間》是誰把政治弄極端了？

　　從連勝文受槍擊後若干媒體與政治人物的病態反應，許多人都會同意：台灣的政治真的很極端，與古典的政治競爭理論「差很大」。

　　一甲子前，一位經濟學泰斗何太凌（H. Hotelling）著述甚豐，若非英年早逝，諾貝爾獎絕對有他的份。何氏最著名的貢獻有二，其一是推導出耗竭性資源（如石油、礦產）的定價原理，其二是分析兩家廠商「定位」競爭的均衡架構。

　　前述何氏「定位」競爭的架構，後來被政治學者應用到兩黨政治競爭，開啟分析政治學一大片的研究領域。依何氏理論，在單一選區兩黨政治競爭的均衡下，各黨候選人都不會採取極端的政治立場。舉例而言，某甲候選人的急獨政治立場可能只吸引到少數極獨選民，其他大多數中間選民或泛藍選民，都會選擇棄卻某甲。甲預知自己極端立場之事後不利，也就不會在事前自居極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某乙也會在政見上傾向訴求中間選民。這種兩位競爭者都向中點趨近，形成「國民黨與民進黨差不多」、「民主黨與共和黨很相近」的態勢，何氏稱為差異極小化原則（principle of minimum differentiation）。

　　在廿年前，不論是台灣或海外民主國家，競爭政黨的立場似乎都大致符合何氏所說的差異極小原則。以台灣為例，若干年前還有媒體描述：民進黨不喊獨立、國民黨不倡統一，兩個黨實在很像，都是不統不獨。依何氏理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台灣大多數中間選民都是不統不獨，而兩黨為了爭勝，就不得不向中間靠攏，於是兩黨看起來都很相似。

　　可是，最近幾年情勢有所改變。台灣雖然急統與急獨的人口比例極少，但每次選舉極端的聲音都未必消減。不但統獨議題如此，各黨對於競爭政黨的批評更是趨向極端化，一方是逢藍必反，另一方則是逢綠必斥。讀者不要以為這是台灣獨特的現象；近年國外文獻描述美國的政治亦是如此。共和黨內的茶黨較為激烈極端，但最近似乎取得了該黨的主導權，竟然能以其極端訴求，而得到相當多選民的支持，與何太凌當年最小差異原則大相逕庭。

　　為什麼會有這種「由訴求中間改為趨向極端」的轉變呢？這在學界還是一個待解的謎題。但已有論者指出，這種促使政黨兩極化的發展，可能與媒體的兩極化有關。美國的福斯電視台與若干脫口秀主持人，最近兩年是逢歐巴馬必反，與共和黨的極端政治人物互相呼應。就共和黨政客而言，福斯電視台的觀點幾乎是給共和黨的政黨立場定了基調，形成共和黨支持者之間的普遍想法。政客若持與名嘴不同或較溫和的立場，就像是該黨的非主流派，黨內初選甚難勝出。於是，在媒體帶頭極端化的情形下，政客也就只好跟著極端。

　　媒體與政治人物的極端化現象台灣人民應該是心有戚戚焉。台灣若干電視台之間的藍綠對立早已不是新聞，令人倒盡胃口。電視或報紙等媒體經營者發現，閱聽大眾似乎並不打算自媒體獲取真相，反而只想自新聞報導中聽到自己既有意識形態的呼應之聲。於是，媒體若能鎖定正藍或正綠選民，天天讓他們自該媒體的偏頗新聞中得到慰撫，則這些人民就是媒體的死忠閱聽戶，廣告收入可觀。事實證明，這樣的操作模式較諸平衡報導收視率更高，媒體的利潤也更豐厚，何樂而不為？

　　何太凌的理論為什麼未及見此呢？那是因為何氏只考慮一元政黨立場的競爭，未慮及政黨與媒體之間二元的互動。在政媒互動的世界裡，中間化與差異極小化的結論自然消失。這種現象不僅顛覆了傳統的政黨定位理論，也讓有識之士對政局的發展憂心忡忡。長此以往，這樣的兩極化發展似乎會將台灣社會越撕越裂，真不知將伊於胡底？萬一將來數位匯流下的資訊平台也被極端意識形態二分切割，那就會是可怕的災難。

作者：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敬一
資料來源：2010-12-06 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