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一：《掌握財經關鍵》學者都該以薩伊德為標竿

　　有政壇朋友問我，「你們學者三人常有四種意見，有人講Ａ學說、有人講Ｂ學說，叫政治人物做政策決定時好生為難」。坦白說，這樣的辯解往往是遁辭。政治人物通常是先有策略盤算，在若干學說中相中某一種（例如Ａ說），再設法誇大、美化Ａ說的合理性，甚至動員周邊敲鑼打鼓、做置入性行銷。就算Ａ說在學理上與實證上完全站不住腳，政客也不在乎，硬要弄成ＡＢＣＤ四說平分秋色的假象，然後再把責任推給看似意見參差的學者。不只社會科學如此，「全球暖化」等自然科學議題，不也是這樣？

　　要分辨公共政策意見的好壞，其實也沒那麼困難。讓我從一部電影談起。影星克林伊斯威特的成名作《荒野大鏢客》的英文片名是「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中文直譯是「好人、壞人與醜人」。若是放在學者的情境下談，我認為也有「好學者、壞學者與醜陋學者」。

　　學者斯斯 有三種

　　在戒嚴時期，自由派學者不論提出何種自由民主的論述，就有Ｃ咖學者在媒體上「奉當局之命」回應。當年台大哲學系事件時，有人專門對付殷海光；當自由派批判臨時條款、萬年國會、黨國不分等敗行劣跡時，也總有前仆後繼的壞學者為當權派辯護。當時，即使是「解除報禁」這樣的主張，都有御用學者以「開放報禁將浪費紙張」反駁。把言論自由與紙張相提並論，你說，這樣的學者，是不是爛學者？

　　解嚴、修憲之後，爛學者少了，畢竟在民主時代，即使是犀牛皮也講不出「辦報浪費紙張」這樣昧良心的話。但是，那些與財團或政治勢力掛勾，以學者論政的包裝議論公共政策，卻實質為特定團體的利益護航、張目者，卻從來沒少過。他們多為久疏學術文獻之輩，對於現今學術或政策前緣的論述與證據久未接觸，只能憑卅年前念學位時的片斷陳舊訓練硬扯硬掰。這些人或可歸類為醜陋學者。醜陋學者的言論水準，甚至比不上《經濟學人》的資深記者，只能在國內專業倫理淪落的夾縫中生存。

　　知識典範 薩伊德

　　那麼什麼人才是好學者呢？我認為最佳的例子也許是已經過世的薩伊德（Edward Said）。薩氏原本是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教授，不但專業上有頂尖的地位，在態度上薩氏更是知識中性的典範。薩氏最知名的身分，是其為巴勒斯坦裔美國籍的知識分子。由於薩伊德巴勒斯坦的文化背景，他深切了解其民族漂泊流亡的現況與苦痛。薩氏指出，知識分子正有一種「流亡者」（exile）的角色。知識分子不願意融入主流與核心，寧願在權力外環做個邊緣人，那種心境不正是某種放逐流亡嗎？惟其自我放逐在外，才能有角度窺得廬山真面目。惟其免除了權與利的競逐，才能在專業上站在知識前緣。

　　知識姿態 辨真章

　　薩伊德言教身教，在早年美國主流派一片支持猶太人的環境下，為巴勒斯坦人持續發聲，逐步扭轉了主流觀點。說貢獻，薩氏對中東民族的平衡關懷，絕對影響深遠，不下於任何官員。論操守，薩氏平淡自處、對抗權勢，不必在權力更迭之際鑽營巴結、苦等「慰留」電話、逢迎政黨財團。薩氏是知名學者，他有許多從政或賺錢的機會。他不做這樣的選擇，因為他是正港的好學者、好知識分子。

　　要分辨誰是好學者，就要看他（她）的知識根基與倚附的姿態。其餘，皆不足論矣。

作者：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朱敬一
資料來源：2010-04-26 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