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筆：克魯曼－科學家與社會工程師、經濟學家與公共知識份子
保羅．克魯曼（Paul Robin Krugman）是一位世俗名聲甚大的經濟學家，他是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也是200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克魯曼的世俗名聲起於他所寫的經濟學普及讀物，其學術地位則奠基於三大開創性研究：新貿易理論、匯率危機、經濟地理。克魯曼的科學作品簡約純淨，好似日本庭園；其通俗文章則潑辣詼諧，能以幾筆清楚乾淨的白話，來勾畫迂迴纏繞的經濟邏輯。
在過去八年中，克魯曼對布希政府緊咬不放的全面性攻擊，例如減稅、健保、入侵伊拉克，也使他在美國輿論界獨樹一幟（許多典型的「自由派」，包括湯瑪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當初都主張或贊成攻打伊拉克）。
1.
全球金融危機和諾貝爾桂冠似乎使得克魯曼的世俗影響力達於顛峰。早在2005年，克魯曼便警告，美國經濟的繁華全靠其國民借錢買房、借錢消費，舉新債養舊債；便宜的資金則有賴中國買進美國公債以為挹注。克魯曼指出，由「借新錢還舊債」所賺得的繁華不可能持久；一旦結束，許多人會破產、許多工作會消失，經濟可能有劇烈的震盪。克魯曼並認為，美國金融管制體系的鬆散助長了高風險的借貸活動。
大約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除了日本之外，美國和多數工業化國家的景氣波動開始緩和，波幅縮小、衰退期縮短。頗有總體經濟學家相信，景氣循環將不再是大問題。但在美國的經濟繁華之中，克魯曼看到了1990年代墨西哥、阿根廷、日本、東南亞諸國金融泡沫的影子。其實，早在1999年，克魯曼就認為，管制鬆懈的金融市場、高槓桿的舉債投機、大量而快速的國際資本流動，為金融泡沫、金融瘟疫、甚至經濟蕭條埋下了危險因子（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1999, W. W. Norton & Company）。克魯曼的特殊之處是，舉世滔滔，經濟學家和時事評論家何其多，但少有人像他一樣，自1990年代末期開始便不斷警告，可引發經濟蕭條的病毒已潛伏於世界的金融體系之中。全球經濟金融危機似乎印證了克魯曼的「先見之明」。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信用急速凍結，消費、投資、生產隨之劇烈萎縮；克魯曼對此提出短期與長期的處方。針對資金凍結，他的建議是：將金融機構暫時收歸國有。資金凍結的主因是，債信瓦解加上資產貶值。而要活化資金市場，典型的作法是：強制金融機構增資，以便其有足夠的資本為其債務作保。但金融機構已難自籌資金，美國乃由政府來提供資金或提供債務擔保。克魯曼認為，既然資金來自政府，受助的金融機構便應暫時收歸國有。政府為其還清債務後，再將清理後的銀行重新出售給私人投資者；這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接管破產銀行的作法完全相同。若僅給錢而不將受助的銀行國有化，則是政府當「財神爺」，嘉惠銀行股東，卻讓納稅人承擔風險；也讓這些失去金融功能的銀行繼續癱瘓，阻礙經濟的復甦。
針對經濟萎縮，克魯曼的處方是：大量而快速地增加公共支出。理由是，美國的短期利率雖然已近於零，但仍有超額儲蓄，未能轉換為投資。政府舉債投資可以吸收這些超額儲蓄，增加社會的總需求，將閒置的生產設備和工人送回生產線上，增加生產。簡單的說，原先的繁華是由人們舉債消費來支持的；泡沫破裂之後，大家負債遽增、財富驟減，乃縮衣節食；克魯曼則要政府接棒來舉債花費，以支持生產。
政府舉債時，必須使用社會資源；這會不會推高利率，妨礙民間投資、抑制長期的經濟成長？大量舉債也會累積債務。美國的聯邦負債總額可能即將與其「國內生產毛額」（G.D.P.）相當，而負債終究要還，將來政府會不會被迫增稅、削減支出（就像現在的愛爾蘭一樣），結果長期的經濟成長反而萎縮？克魯曼認為，不會──現在是「特殊時期」。他強調，要將目前的超額儲蓄完全轉換為投資，美國的短期利率必須降為負值。因此，政府現在花錢投資，只用到「閒置的資源」，不可能推升利率或物價；這既有助於短期的生產，也促進長期的經濟成長。換句話說，這是「免費的午餐」（free lunch）。
經濟復原之後，接下來的工作是長期改革。此次金融崩潰的根源是：整個金融體系不斷以高槓桿的方式舉新債養舊債、吸引投資人前仆後繼。為了避免此事重演，克魯曼主張強化金融管制。他的原則是：任何可能接受公共救助的金融機構，不論是否為商業銀行，都必須提列流動性準備、保證資本適足率，其投資選擇並須受到限制，以避免他們有恃無恐、過度冒險。至於管制的細節，克魯曼沒有任何具體的方案。
克魯曼的「金融機構國有化」主張，被美國財經決策者認為「不切實際」（impractical）。他對長期金融改革的建議，由於不甚具體，是否為人接受，難以斷言。但是，擴大公共支出以救急的主張，則是主流意見，也是各國政府正在做的事。克魯曼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警告及擴大公共支出的主張，似乎是他的世俗影響力最大之所在。
不過，仍有經濟學家極力反對「擴大公共支出」的作法。反對的意見集中於三個關鍵：
（1）當前經濟的核心問題是，債信瓦解、人人緊抱現金、資金凍結。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bert E. Lucas, Jr.指出，傳統的貨幣政策雖然已無法把超額儲蓄轉換為投資，但是，若要刺激短期的生產，「擴大公共支出」依然不是最好的選擇。更快、更靈活、也能隨時反向調整的作法是，中央銀行以低利直接貸款給金融機構或非金融機構，並接受高風險的資產做為貸款抵押品。這也是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的「短期抵押擔保證券貸款工具」（TALF）等計畫的作法。
（2）克魯曼承認，前述的「新式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能做的事，但是，這種「選擇性的投資」的風險較高，以前沒試過，效果難明。哈佛大學教授Robert Barro則說，經濟科學的研究顯示，過去各種公共支出計畫的「乘數效果」（the multiplier effect）其實多近於零，甚至是負的；也就是，政府採購佔用了的生產線上的資源，無法增加總體的產出。
（3）政府現在花錢投資，真的不會有長期的代價，真的是「免費的午餐」嗎？這個問題可分三方面來談。第一，公共支出的「乘數」若為1，表示公共建設計畫完全由「閒置的資源」所提供，其社會成本是零（所以是「免費的」）；若大於1，則表示原先閒置的資源不但為公共建設計畫效力，有一部份也被送回私人企業的生產線上，增加私人的生產。「乘數」若是零、或小於零，則表示市場中不會一直有閒置的資源供政府計畫使用，政府花錢採購終究會佔用生產線上的資源；因此，每一塊錢公共投資的「社會成本」是一塊錢、或者更多，公共投資有其代價，不是免費的。第二，當政府急著花錢以擴張總需求時，移除了預算上限，公共投資計畫的篩選標準因此放鬆；潛在效益低落、承平時期不易得到社會認可的計畫，最容易藉此機會闖關。由於有預算要花，政府也較難抵擋利益團體的特定要求；公共投資的成本效益原則（投資收益的折現值不小於其社會成本）此時便常被忽略。第三，政府擴張公共支出以支持總需求，常可協助事前判斷錯誤、投資過度的企業度過難關。這個作法等於為犯錯的企業提供免費保險，必會傳遞錯誤的訊息，使得企業不必謹慎地衡量投資風險，因而鼓勵下一波的過度投資。由於公共支出必須靠稅收或舉債來融通，這麼做也可能使得「利潤私人化、虧損社會化」的結果重複出現。
2.
克魯曼鼓吹擴大公共支出，是其主張的重中之重。不過，政府支出的總體經濟效果，其實不是克魯曼的科學專業之所在；克魯曼不曾對此做過真正的科學研究。然而，在現實社會中，有太多的難題急待政府裁量決斷，但經濟科學對許多問題的真假、因果尚不能完全確定，因此也無法準確地評估各種對策的效果。基於這個現實，即使缺乏嚴格的科學證據以為後盾，克魯曼也常不怯於對疑難雜症開藥方、「為大人師」。不僅對景氣波動如此，對健康保險、退休保險、租稅政策等問題，都是如此。從這一點來看，克魯曼是個修補社會機器、推動社會改造的社會工程師，而不只是一個科學家。當然，克魯曼不是特例，經濟學家密爾頓．佛里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也是如此；克魯曼的偶像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更是如此。
經濟科學不能確定的問題固多，但在過去的二百年中，經濟學確實建立了一些顛撲不破的基本原理，包括：自由貿易會增進社會的整體福利；價格管制會降低商品的提供量，使一部份的人失去享用商品的機會。
另一方面，近數十年來的動態研究讓經濟學家瞭解，人的行動方向深受其對未來環境之預期的影響。政府的施政必會影響未來的整體環境；有些經濟學家於是認為，政府應當事前宣告施政的目標或施政規則，然後信守承諾；久而久之，人們瞭解政府不會食言，那麼，人會根據這個可預測的限制去籌畫他的生活。如果政府完全因地制宜，不保證將來做什麼、或不做什麼，或者因時移勢轉而毀棄原來的承諾，那麼，久而久之，人不但會另想辦法來增進自己的利益，也可能造成整個社會的損失。例如，就像前面所說的，如果平時政府要企業自立自強，但企業發現，當經濟變壞時，政府總是會協助事前判斷錯誤、投資過度的企業度過難關。那麼，這些企業必定有恃無恐、繼續冒險，結果又吹出一團投資泡沫。
克魯曼是經濟科學家，他當然認同絕大多數的經濟學原理；他相信全球化與自由貿易可增進各國的福利，也使貧窮國家的窮人得利；他指出，房租管制會抑制都市更新，並讓一些人找不到合格的住家；他也認為，最低工資法會傷害低技術的工人。這和絕大多數經濟學家的認知都相同。但是，克魯曼顯然完全不同意「先訂規則、然後據此施政」的看法；他要政府審時度勢、通權達變。他要政府依景氣狀況來彈性調整公共支出，這不在話下。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他也建議亞洲國家控制資本流入；他曾說，在某些情況下，保護主義對整個國家是有利的；近年來，他並主張減少低技術移民進入美國的合法配額。
克魯曼要求政策「因地制宜」的態度，和社會工程師的「任務需要」顯然是一致的。但我個人臆測，他本人的科學研究對此也極有影響。克魯曼瞭解、也同意，人的行動方向深受其對未來環境之預期的影響；但他的科學研究卻有一些和「謹守法則」完全相反的政策涵義。克魯曼對經濟科學最重要的貢獻是新貿易理論和新經濟地理學。傳統的貿易理論告訴我們，如果兩國的生產技術有所不同，或生產資源有所不同，國際貿易就會發生。可是，二次大戰之後，大量的國際貿易發生於OECD會員國之間；而OECD各國的生產技術和生產資源彼此相似。傳統的貿易理論很難解釋這個現象，似乎漏掉了些什麼。克魯曼則說，如果有些商品的平均生產成本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而遞減，那麼，各國即使技術相近、資源相似，也可以從生產分工中得到好處。至於誰生產這個、誰生產那個，則常是由歷史背景或某些偶然因素所決定的。
貿易理論談的是：在勞力、資本、生產資源的既定分配型態之下，國際的生產分工是如何決定的。但是，我們可以進一步問，勞力、資本的區域分配型態是怎麼決定的？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指出，勞工、資本的自由移動可以代替商品貿易；因此，只要沒有遷移的障礙，人們會散居各地，以接近當地的生產資源和生產技術。但是，克魯曼發現，如果許多商品的生產隨著規模擴大而報酬遞增，那麼，為了節省交易的成本，生產基地會集中於大市場，勞動力和資本也隨之集中於斯。同時，這種集中的力量有累積的效果：一個城鎮如果較早成為生產中心，便會吸引其他的企業、勞力、資本繼續進來，因而形成自動循環。至於哪些城鎮會先成為生產中心，也常是歷史背景或某些偶然因素所決定的。重點是，一旦你變成了一個生產中心，「良性循環」就可能發生。這是克魯曼的新經濟地理學。
新貿易理論和新經濟地理學有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偶然因素或歷史背景常常決定你的最終「福報」。不同的起點，可讓你走向不同的歸宿；如果沒有外來的力量幫忙，你若想在中途換軌道，再努力都不行。（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經濟的發展有「多重的均衡」，multiple equilibria）。根據這個邏輯，政府若能因地制宜、隨時調整「起點」，或可撥亂反正，把原先「向下沈淪」的「惡性循環」，轉成「向上提升」的「良性循環」。如果相信什麼「施政規則」、「事前的承諾」，我們大概就得被繼續鎖在原來的「軌道」上了。這是克魯曼的科學研究、他的政策觀點，以及他為這兩者搭的邏輯橋樑。
3.
我們說，克魯曼是經濟科學家，也是社會工程師；但是，對許多人而言，「公共知識份子」（a public intellectual）大概是他給人的最清楚的印象。什麼人是公共知識份子？他們來自學術界或其他文化服務行業，以婦孺皆解的白話（事實上，常常不然！），來談下列一些事：時事評論、社會批評、文化批評、趨勢分析、政策辯論、政策建議、社會改革。其中有些人的焦點放在社會批評，而不在於「修補社會機器」的具體方法，因此，他們不見得是社會工程師。但是，與社會工程師相似，不管是出身於學術界還是其他的行業，公共知識份子議政評事的範圍，常遠遠超出其本身的專業。由於常做時事評論或趨勢預估，他們超出的程度或許更嚴重；評論的品質也良莠摻雜。
毫無疑問，克魯曼不只是個社會工程師，也是個公共知識份子。克魯曼對全球金融危機的事前警告，顯示了他的「先見之明」。而他也曾在1996年初指出，東南亞國家正面臨與拉丁美洲國家相似的國際金融困境。 不過，身為一個公共知識份子，克魯曼對趨勢的評估並不總是準確。1994年時，克魯曼預測，到了公元2000年，美國的經濟風貌會和1980年代大不相同：屆時，「25％的美國製造業、45％的美國商業銀行將由外資企業所擁有」，「歐盟的GNP會超越美國，日本的GNP則將達美國的80％，甚或更多。歐盟和日本各自的出口都會比美國更多」，「美國實際上將淪落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同時，「世界將分割為北美、歐洲、東亞（以日本為核心）等三個貿易區塊」，「全球化的程度將不如1980年代」（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 1994, The MIT Press）。
對於美國經濟、甚至世界經濟，克魯曼的短、中期估測向來偏向悲觀。對於這次經濟金融危機，他事前事後的態度也是如此。而他這次的種種評估會是對的嗎？我相信，這個問題不是太重要。克魯曼過去的科學作品、政策分析、趨勢評估，都可能有對有錯。重點是，對於一個想像力尖銳、邏輯乾淨俐落的人──就是犯錯，也錯得一清二楚的人，我們可學的、該學的，是他的推論方式、是他設計「思想實驗」（thought experiment）的技巧、是他用比喻的方式、是他的想像能力。至於他對天下大勢最後是否「猜對了」，就讓這個問題的答案（在將來）「隨風流逝」吧！
作者：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陳筆
資料來源：國際商情雙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