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惠林：缺乏一貫治國思維 急於端出財經大菜-- 選前高喊馬上好　選後政策大拼裝

自五月廿日馬政府上台以來，在這一百多天中可說天災人禍不斷降臨台灣。幾個颱風重創台灣中南部，而「百物齊漲，唯獨薪水沒漲」早已成為人民的口頭禪，更讓人意外的是，在國際金融風暴的吹襲下，台灣股市不但隨全球股災慘跌，跌幅居全球第二更反映人民「信心」的極度低落。在這期間，馬政府一面強調台灣基本面穩健以安撫民心，一方面卻推出不少財經政策要來「救」災。以結果看，成效似乎不彰，除了官員們所說的「開花結果需一段時日」，必須有耐心等待之外，是否有值得檢討的呢？

「急就章」的財經政策

迄今，馬政府的財經政策可說順著選舉時所擬的白皮書內容在走，最明顯的就是「擴大內需」〈或愛台十二項建設〉以及兩岸政策的鬆綁，而賦改會的成立擬在稅改上有一番作為則是另一項政策。或許由於「馬上好」口號早已深入人心，馬政府也急切的想促進人民的福祉，在政策的推出上，最受人詬病的就是「急就章」。

不論是擴大內需或是稅改，都想在短時間內看到成效，前者談不上規畫，只可說是「拼湊」，甚至有政治性「後謝」性質綁樁嫌疑；後者則無論是改革目標、內容、組織成員，運作方式與推動時程都爭議連連。至於最重要的兩岸政策，也因為急於表現，被質疑「全盤依賴中國」的「將雞蛋全部放在一個籃子裏」，完全無視中國經濟出現危機，社會問題極端嚴重的現實，而且更可能將台灣「港澳化」。

先看「擴大內需」政策。這是馬政府一上台，決策部門就忙不迭祭出的方案，雖然提出之後一直受到各界強烈質疑，可說是「炮聲隆隆」，但執政黨卻意志堅定一路堅持。就在七月十七日，立法院趕在颱風襲台前，以「擴大公共建設投資方案」名稱三讀通過。

這項方案之所以受到各界質疑，除了有政治性的「後謝」性質綁樁嫌疑之外，在「通貨膨脹」山雨欲來的關鍵時刻，再增加偌大的支出，是否會產生推波助瀾效果，更是令人憂心。而急就章的拼湊建設事項，以及舉債支應會不會「債留子孫」，也都是值得關切的課題。因此，即便已經生米煮成熟飯，還是必須就「擴大內需」的本質作根本性探索，以免錯誤一再重蹈，尤其身為自由民主社會的每一位公民，更有必要具備正確基本觀念。

「擴大內需」思維可以休矣

大致上可以分成兩個層次來談，一為理念層次，二為執行的現實面。我們先談第二個層次，也就是政府已經由民主程序獲得代表全民的立法院之同意，可以執行擴大內需方案，或者說馬政府被允准進行「愛台十二項建設」。我們看到的實情真的是「急就章」，由中央政府通令各地方政府於「短期內」填報「建設事項」，再由中央彙整、審核。這麼倉卒、草率，像是給糖吃的做法，根本不像是政府從事「公共建設」的應有方式，不但談不上「規畫」，簡直是毫無章法。

我們要知道的是，即便政府可以從事公共建設，也應依循必要法則。可由「量」和「質」兩方面來說，在「量」的方面，問題在於應做什麼、應如何進行，以及應以怎麼樣的速度來進行？所謂的公共建設，不可能是刻不容緩，必須立刻完成的。因此，透過適當的設計，政府的公共投資支出，可以每年保持在一個相當穩定的水準上，即使臨時有調整的必要，調整的步調也要儘可能放慢，調整的時間也要儘量的拉長，使它不致暴起暴落，以致騷擾了整個投資環境。如此不但不虞經濟發展因公共建設的不足而出現瓶頸，而且民間投資也不易受到過度的擠壓，更重要的是，景氣波動的幅度不會因為公共投資的急遽起伏而格外加劇。

在「質」的方面，更有重大意義，因為公共投資往往動員大量的人力物力，不知會排擠掉多少的民間計畫。如果這些公共投資不能發揮較大的貢獻，或者不能發揮正的波及和帶動效果，這些犧牲就可能枉費。如果公共投資再夾雜著官商勾結或尋租、鑽營行為，就更為不堪。至於想藉公共投資在某些產業來引導產業發展方向，往往違背「比較利益」法則，做了錯誤的選擇，是不可取的。

對照這樣子的公共投資「典範」，這次馬政府的「擴大內需」根本不能算是公共投資，也離所謂的「公共建設」甚遠。由媒體報導的地方政府所提的支出項目，五花八門的大雜燴，屬於資本門的並不多，即便可稱得上「公共建設」的，也似乎是臨時起意的。要知道「公共建設」是要經過預算編列、規劃、議會審查等等嚴謹程序，不是三兩天就能完事的，更不要忘記台灣是民主、法治體制社會呀！即便這項擴大內需根本不是所謂的公共建設，而是類似中央對地方的「補助款」，也應有比較標準且一致性的「分配方式」 ，而非由「喊價」折衝或中央獨斷方式進行。

拉高到理念層次，探究政府角色或「應做何事」的課題，亦即政府「應不應擴大內需」或政府應不應「創造有效需求」來刺激經濟，或適不適宜採取凱因斯的經濟政策，尤其在通貨膨脹有可能出現的時刻，更是非常有爭議的呢！是否到必須嚴肅檢討揚棄「需求創造供給」，返回「供給創造需求」的古典世界的時刻了呢？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馬政府的愛台十二項建設似乎以蔣經國時代為師，仿效一九七○年代的「十項建設」來擴大內需，這是一個很大的迷思。不說當年的十項建設成效是不是被後人過分的粉飾、膨脹，其中的好幾項建設連經建會都曾有過負面評價，而要不是當時正好出現第一次全球石油危機，台灣經濟可能早陷於高通貨膨脹的火熱中被吞噬了呢！是有必要冷靜的回顧該段歷史「真相」啊！

財稅政策不宜作為調節景氣工具

其次看財稅政策。原本成立賦改會應作通盤稅制的改革，但迄今為止，我們看到的還是走短線，亦即試圖用來調節和因應景氣變動，此由行政院端出「因應景氣振興經濟十大措施」中，將證交稅由千分之三減半為千分之一點五，為期半年，就可知一斑。擺明的就是要拉拔股市，奈何台股還是直直落。更可議的是，此項減半政策從浮上台面討論到拍板定案不過一周，其間還出現行政院院長及財經官員發言不同調、決策反覆的現象呢！

「稅負不公」一直以來受到詬病，既然成立賦改會，就應從根本全盤探討。簡單的說，由於我們需要政府服務，政府的出現乃有其必要性、不可或缺性，但因政府並非營利機構，其運作或服務所需的資源無法無中生有，於是乃有稅收的出現，而這也就是「人民出錢」請「政府辦事」的具體顯現。在此原則下，一個民主社會裡，若政府所提供的服務並非人民所要的，或其服務不能滿足絕大多數人民，其結果不是人民抗稅，就是當政者被趕下台。

解說過繳稅道理後，接著就是如何繳稅的課題，無論何種稅負，都脫離不了「公平」和「效率」兩個準則。租稅是否打擊工作意願或投資意願，肇致資源無效率使用，是效率面課題，譬如稅率過高會打擊投資意願，所得稅率過高則難免有害工作意願。在公平性方面，由於涉及個人主觀性的價值判斷，難度更高，譬如對高消費者課稅，但如何認定高消費者就是個見仁見智的課題。

總之，課稅問題不可能皆大歡喜，關鍵是：稅收是否合適的用之於民？有無浪費情事？稅率和稅制的訂定，以及稅收用於何處有否徵得大多數人民的同意？由這些角度去從事全盤、根本性檢視才有意義，不應為了某些團體或個人或某個市場及經濟景氣的變動才修改某種稅、增某種稅。

不可寄望於中國

至於最重要的兩岸開放、鬆綁政策。就「開放陸客」這道開胃菜來說，殘酷的現實是：來台觀光的陸客人數嚴重縮水，對於台灣相關業者無實質幫助，投下鉅資準備的業者，只能盼望鏡花水月般的「馬政府政策的充分兌現」陸客很快會蜂擁來台」。等不到陸客，竟然連日本旅客也萎縮，簡直是兩面落空。而包機通航又提供台灣人民更方便到中國觀光消費，一來一往，大消小增的結果，對台灣經濟不是大失血嗎？

更值得注意的是，因國際環境不景氣、原物料價格暴漲、勞動成本升高、基礎設施不足，加上人民幣持續升值，早已有近二○％的跨國企業考慮撤離中國。今年以來廣東地區已傳出數千家廠商倒閉，導致東莞上半年工業利潤出現七年來的首度負成長。

就跨國企業之所以考慮撤離中國的兩大主因」人民幣大幅升值和中國的勞動成本上升來說，由於中國累積的一兆八千億美元天量外匯存底，配合龐大國際熱錢的炒作，中國股市、房市等投機泡沫所呈現出的「過熱」跡象和高通貨膨脹，人民幣升值不但不可能停止，未來還可能會再加速；而勞動成本在高經濟成長率的必須維持下，也不可能下落，若再考慮到北京奧運結束後諸多社會課題亦將引爆，中國投資環境恐怕將會快速惡化，而外資逃離中國應將更為嚴重。此外，近日雷曼兄弟破產引發的新一波金融風暴，中國遭受牽連的程度是否相對大，更值得密切觀察。

所以，馬政府應謹記馬總統的「鬆綁不表示鼓勵投資中國」之談話，傾力探究「中國經濟發展的真相」，並且更深入的探索中國社會問題的實況，不要讓台商誤解政策，誤判情勢。但由日前連ＣＥＰＡ〈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都已浮上檯面，「港澳特區」模式或已成為選項來看，馬政府似乎還是執著於「寄望中國來拉拔台灣經濟」呢！希望趕緊懸崖勒馬為要！

總之，當前台灣經濟雖已陷入不景氣，但基本面還是穩健的，人民「信心低落」才是關鍵因素。政府的正確施政之路應該是，開創一個「公正公平又和諧的台灣社會」，而不是急於推進粗疏而思慮不足的財經政策。

當前台灣經濟雖已陷入不景氣，但基本面還是穩健的，人民「信心低落」才是關鍵因素。政府的正確施政之路應該是，開創一個「公正公平又和諧的台灣社會」，而不是急於推進粗疏而思慮不足的財經政策。

資料來源：財經文化周刊

作者：第三所研究員　吳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