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慧欣：《名家觀點》全球化與去風險化

　　最近張忠謀先生再度對全球化的變局提出觀察，指出過去取決於低成本與高效率來決定全球分工結構，但是未來全球化，維護國家安全將是更優先的要素。這個新全球化的走向，確實將改變世界經貿關係與結構。

　　過去50年全球化與跨國供應鏈布局的基礎，很大部分建立在「比較利益法則」（comparative trade advantage）的經濟理論，認為只要確保跨境貿易自由流通，沒有高關稅、繁瑣的檢疫檢驗等非關稅要求，就可以讓各國發揮所長，追求低成本高效率的成果，這也是從1947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乃至於1995年成立「世貿組織」（WTO）的重要目的：推動以全世界為範圍的經貿自由化。

　　於是乎各國貨品貿易的零關稅比重愈來愈高，如同台灣擅長的資通訊產品，就在WTO「資通訊科技協定」（ITA）兩代協定下，可用零關稅在主要國家流通。

　　比較利益法則著重於「產業利潤極大化、消費者受益極大化」的雙贏角度，惟這個過程若未適度管理，則各國不具備或失去比較利益的產業，往往就會出現產業外移空洞化、特定產業技能幾近消失、特定基礎教育人力匱乏等一連串問題。美國國力雖強，但也有很多缺乏比較利益的產業持續消失，深受其害；加上近年來作為全球化最大受益者的中國大陸，以經濟力量作為政治工具的傾向愈發強烈，全球化自然難以為繼。

　　另外，美中經貿科技對峙、COVID-19疫情爆發，助長了分散供應鏈夥伴與增加本土生產的危機感，再加上俄烏戰爭，使得西方國家所持「貿易帶來和平」的論調破滅，加深經濟韌性及安全為政策主流的地位，也進一步使得全球化改革成為定局。

　　最近期的展現，就是今年七大工業國家（G7）領袖定調與中國大陸互動關係，為尋求「去風險化」（de-risking）但非「脫鉤」（de-coupling）。不論改以「去風險化」說法，是為美中無止境惡化關係先畫上底線，抑或讓美、歐保留各自詮釋與中國大陸互動的修辭彈性，「去風險化」根本的出發點，仍在於降低對國家安全所帶來的風險。

　　在此之下，第一種去風險化類型，恐怕仍意指部分關鍵產業、先進製程走向「脫鉤」的結局。在「脫鉤才能去風險」的業別上，拜登政府已定位美中未來十年，將進入激烈的戰略性競爭關係，並將加速美國在前沿科技（cutting-edge）最大的領先性，其國安戰略報告指出的先進製造、人工智慧、生物科技、量子運算等，預期是美國持續推動「美中分流」的範圍，對此其他技術大國若也配合美國下，形成脫鉤局面應無意外。

　　第二種去風險化，重點不在脫鉤而在降低對中國大陸依賴、增加多元供應。目前看來若干關鍵礦產、公衛、藥品等領域，完全去除中國大陸成分可能不切實際，且會增加太多交易成本下，美國策略將與盟國及夥伴合作，提升供應鏈多樣化為目標。例如美日在3月簽署電動車電池的關鍵礦物雙邊協議，一方面是為日本量身定做可享美國《降低通膨法》的資格外，二方面也是美日增加開採與分享供應鏈資訊的共識。

　　至於非屬關鍵領域以外的產業，例如食品、家電、紡織成衣等，中國大陸無疑是這些產品的重點生產地，也是美歐主要的輸入來源，但目前看來是「馬照跑、舞照跳」，繼續全球化的分工格局。惟拜登總統曾指出，「打擊傷害美國工人的做法」也是去風險的範圍，再加上美國《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原則禁止所有自新疆的產品輸美，除非可證明無強迫勞動才可例外交易。

　　這禁令涉及棉花、番茄等紡織與食品加工業，意味著這些不是關鍵領域的產業，不是出自於國家安全而為去風險化的對象，卻是基於「普世價值」是當道的貿易規則下，似乎也無法完全脫離去風險化的挑戰。

作者：顏慧欣／中經院WTO及RTA中心副執行長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A4版／焦點／2023-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