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權力重構與科技革命交織時代，美中戰略競爭成敗將深刻形塑國際秩序。美國與中國的互動，不再只是貿易或地緣政治對弈，而是攸關兩種制度、兩種價值觀與兩種全球治理模式的競爭。在這場漫長而複雜的競賽中，決定勝負的並不是誰擁有更多關稅籌碼或晶片禁令，而是明確的戰略目標與持續執行力。
美國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EI）日前提出若美國要在與中國競爭中獲勝，就必須誠實回答四個問題：美國想從中國得到什麼？經濟與科技競爭的界線在哪？中國在世界秩序應扮演何種角色？以及美國能與何種中國共存？現在，讓我們從台灣視角來探討這四個關鍵問題：
一、美國究竟希望從中國身上獲得什麼？
是期待一個在制度與價值觀上「去中共化」的全球秩序？還是尋求在特定領域建立有限合作、可控共存的模式？目前華府政策的模糊性與搖擺不定，不僅造成內部政策的碎片化，也削弱盟友信任與協調。當華盛頓未能說清楚它所承擔的戰略目標為何，重組供應鏈與出口管制所需付出的經濟代價，就顯得更難以承受。
二、界定與中國進行經濟與科技競爭的邊界，是檢驗美國戰略成熟度試金石
當「小院高牆」出口管制日益擴張至電動車、無人機、甚至藥品與港口起重機時，政策的連貫性與比例原則遭受質疑。如果競爭涵蓋所有高科技領域，華府需坦承這是一場昂貴的結構性脫鉤戰略；但若有選擇性則應明確說明哪些領域是風險可控，哪些必須嚴密防範。這不只是對內部產業與人民負責，也是對國際盟友的基本誠信。
美國起初對中國的先進半導體和監控技術管制力有限，但如今已擴展到電動車、消費級無人機等高科技領域；電動車示意圖。（美聯社）
美國起初對中國的先進半導體和監控技術管制力有限，但如今已擴展到電動車、消費級無人機等高科技領域；電動車示意圖。（美聯社）
三、中國在國際體系應扮演什麼角色，是更深層的戰略判斷
目前中國一方面與俄羅斯、伊朗、北韓加深戰略協作，另一方面則積極爭取在聯合國、金磚國家與上海經濟合作組織的領導地位。美國不能一方面要求中國在氣候變遷、禁毒、核不擴散條約承擔責任，另一方面又將其視為全面威脅。戰略競爭不意味著全盤否定中國的國際參與，而是應該釐清在哪些領域中國的作為符合國際公共利益，在哪些領域則挑戰現行秩序的穩定性。
四、美國能容忍怎麼樣的中國？
冷戰時期對蘇聯的遏制與改革策略曾有其內在邏輯；但今日對中國的態度，從接觸推動自由化幻想崩解後，尚未建立起一致性新戰略。有些人主張全面遏制與削弱中國共產黨，另一些人則主張現實主義競爭，將重點放在軍事與經濟實力的均衡。無論立場為何，美國必須釐清紅線在哪裡。例如，是否會為台灣民主防線付出軍事代價？是否會因西藏宗教自由與香港人權議題，對中共施以長期壓力？這些問題的答案，將決定美中關係未來的穩定性與可預期性。
美國不能再用模糊政策來拖延這些艱難選擇。若想在這場持久戰中取得主動權，美國必須誠實回答上述四個問題，並將答案制度化為連貫的戰略行動。美中競爭不需要極端對抗，也不可能靠短期交易取勝。它真正需要的是對目標與代價的誠實交代。只有回答這些關鍵問題，美國才可能將一連串戰術反應，轉化為可長可久、盟友也能理解並承擔的戰略。而對台灣而言，理解這些問題的本質，不僅有助於在兩強之間穩健自處，更有助於塑造符合自身價值、利益與永續發展的區域戰略定位。
作者：中華經濟研究院輔佐研究員/廖明輝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2026/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