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桂冠，落在兩位結合個體經濟與總體經濟的學者，由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羅伯特·霍爾（Robert E. Hall）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麥可·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共同獲得。其研究的主要貢獻包括探究「預期心理與總體政策博弈」議題，認為個體對未來的預期態樣，以及對央行的措施的信心程度，都直接左右了政策的成效。
質言之，總體經濟學須立基於個體經濟學的基礎上，此乃經濟學必然的邏輯，並無爭議，然而政府常常推論失準，難以馴服這個全球公共治理最頭痛的頑疾。顯然地，知道目標，執行卻是不易，令人年年苦思。
個體經濟學討論個人與企業的行為模式，從個體加總轉入總體的架構中，就不是簡單的加總，每位個體的行為模式不一，難以鉅細靡遺地全數歸入總體模型，研究者總是會作些假設，擇選分析模型。在設定假設與分析方式的差異下，就發展出不同的學派。
至於各學派的優劣良窳，往往取決於該理論是否適用於各時代背景，能否有助於解決當代問題，並無一項學派的理論可放諸四海，代代合身。
觀乎自196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開設以來，得獎者的經濟學派不下十餘種，不同學派各有精粹之處，時間推移下也漸漸地朝向學派融合。2026年得獎的霍爾與伍德福德，便是融合了新古典學派的「微觀個體與理性預期工具」，凱因斯主義的「政府與央行景氣穩定政策」，形成了新凱因斯綜合範式。展望未來環境依然多變，或有新的學派理論被形塑推出，不無可能。
國內外常有政策失準的案例，例如1970年代美國聯準會以為只要大撒幣可刺激就業，然而市場預判出政府缺乏對抗通膨的決心，企業提前調高售價、工會瘋狂要求加薪，最終政策竟然促成了失業與通膨雙高的惡性螺旋。此外，2022年英國特拉斯（Liz Truss）政府推出的「迷你預算專案」，雄心勃勃地試圖透過大規模減稅來刺激經濟，但是市場因預期財政失控而瘋狂拋售資產，導致該政策專案在短短45天內胎死腹中，首相黯然下台。
社會上每位個體對未來所投射的眼光不同，政府須能透視未來走向，否則失誤則成常態。改進的方式，可考慮若干作法，例如：建立預期性指標，不是只看事後指標，期能在危機尚未呈現前，先出手發制。又例，觀察網路上求職頻率，比已成事實的失業數字更具前瞻性。此外可考慮「政策實驗區」，在推動長照方案、育兒補助時，擇取特定地區或族群，先小規模試辦，瞭解民眾反應以作推廣參考。創新趨勢下，可運用當今各種新式科技與社群平台，迅速搜集各方資訊。其實政府未必要事事全盤通透民眾走向，倘若政府札實誠信，能獲民眾信心，執行政策自可產生預期效果。
202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啟示，點出公共治理的成效取決於國家整體政策與群眾心理的溫熱博弈。這是早就知曉的道理，執行卻有瞎子摸象之惑，可謂是知易行難。話說回來，如何探明民眾未來預期思維，常常也是一大困難，何能輕易清楚捕捉。是然，道是知易行難，其實知亦不易，知難行亦難。困難中能夠儘早找到門路者，方能勝出。
資料來源：工商時報 2026.11.06 03:00
作者：楊雅惠／中華經濟研究院諮詢委員、前中央銀行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