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2003年與巴拿馬簽署首個自由貿易協定（FTA）。當時曾與一位參與談判的政府官員私下交流，他坦言，即便面對如巴拿馬規模不大的經濟體，對方在區域經濟整合上的專業程度與談判經驗，仍讓台灣在協商過程中倍感吃力，也深刻體認到台灣談判能力的不足。他更直言，未來若與更大型經濟體建構雙邊協定，或參與更大規模的經貿組織，挑戰只會更加嚴峻；若不及早培養專業談判人才，台灣勢必在談判桌上不斷「繳學費」。
二十多年過去了，這段當年的提醒，不僅未曾過時，反而成為今日最現實的警訊。
台灣高階談判人才長期不足，對外談判制度未臻完善，已經是結構性問題。在台美經貿談判持續推進、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遲未突破、區域經濟整合加速、全球供應鏈重組與新興議題不斷湧現的背景下，台灣是否具備足夠的談判能力，已不只是技術問題，而是戰略問題。
更嚴峻的是，全球經貿談判的性質已經改變。談判不再只是關稅與市場開放，而是與產業政策、科技競爭、國家安全高度交織。從數位貿易、關鍵礦物、供應鏈安全到產業布局，各國正透過談判重塑規則，重新分配利益。在這樣的局勢下，談判能力的落差，等同於國力的落差。基於此，一套具競爭力的經貿談判體系，必須具備高度授權的決策系統、長期培育專業談判人才體系、可統籌對外的跨部會整合機制、以及將談判與產業政策連動，使對外協定可成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工具。因此，強化台灣對外經貿談判能力，首先必須回到制度本身。關鍵不在於形式上的組織調整，而在於是否建立具實質統籌權的談判核心機構，能整合各部會立場，並在必要時做出具體決策，從而在對外談判中展現一致且可信的國家立場。
其次，必須建立長期且制度化的談判人才培育體系。目前經貿議題更加多元化，所以必須針對各議題，建立專業培訓制度，並推動跨部會輪調與強化國際歷練；以及結合學界與智庫資源，形成持續性的知識與經驗累積機制，避免談判能力隨個案結束而中斷。
在策略層次上，台灣亦需從「被動爭取加入」轉向「主動運用談判」。在全球環境劇變下，談判應被視為推動產業升級與強化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工具。為此，談判前須進行完整的產業影響評估與利益盤點；談判中需靈活運用議題交換；談判後則應透過政策配套確保成果落實與產業銜接。
此外，現代經貿談判高度依賴精準數據分析與即時資訊支援，未來應進一步整合跨部會資料，並結合國際資料庫與民間研究能量，建立更完整的資訊數據能力。
最後，經貿談判若缺乏充分的政策溝通與社會共識，往往容易在國內形成阻力，進而影響談判時程。因此，政府在推動對外談判時，應同步強化政策說明與風險溝通，建立穩固的社會支持基礎。
整體而言，在全球經貿規則加速重塑的趨勢，談判能力本身就是國力的體現。對台灣而言，唯有在決策權集中、人才專業化、跨部會整合與政策連動等面向同步推進，才能建立具備競爭力的經貿談判體系。
作者：中經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劉大年
資料來源：2026/04/24 經濟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