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日經亞洲看到一篇題為〈大科技公司在台灣擴展 但可能無法幫助台北應對危機〉文章，美國喬治城大學安全暨新興技術研究中心（CSET）研究員布雷斯尼克（Sam Bresnick）指出，儘管美國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近年來擴大在台布局，但這種擴張恐怕不足以保證他們在台海危機時會挺身而出。關鍵在於美國企業對中國的依賴程度遠高於與台灣聯結。
這篇文章其實是布雷斯尼克7月發表在CSET報告《台灣的大科技公司－在半導體之外》的研究成果。報告描繪17家美國大科技公司在台灣營運狀況，包括投資、研發、資料中心與供應鏈分布。從這些資料可以看出相較在中國的龐大投入，多數企業在台灣的布局顯得保守而有限。
但谷歌（Google）是少數例外。它在台灣的外國直接投資比例（FDI）高於其他同業，設有資料中心與硬體研發設施，與本地人才與製造夥伴建立實質合作關係。更重要的是，Google 近年逐步縮減在中國業務，使其成為報告中唯一與台灣聯結超過中國的大科技公司。但即使如此，Google 對台的總投資僅占其全球FDI約1％，仍不構成重大營運風險。蘋果、微軟與亞馬遜也擴大在台行動，設立資料中心、建立研發據點，與供應商建立更深關係。蘋果有近四分之一供應商在台設廠，微軟在台維持研發與資料中心營運，亞馬遜也於今年啟用首個台灣資料中心。但他們在中國的供應鏈、製造體系與市場營收遠超過對台依賴，整體營運重心依然壓在對岸。
當俄羅斯2022年入侵烏克蘭時，微軟保護烏國政府系統、亞馬遜協助資料轉移、SpaceX 啟動Starlink戰場網路。這些企業行動迅速且直接有力，部分原因是它們在俄羅斯沒有太多商業風險。反觀中國，既是供應鏈核心，也是主要營收來源，令企業在政治風險與商業利害之間進退兩難。決策的另一層面在於企業聲譽壓力與價值觀。企業是否挺台，除了看市場利益，也取決外界對「做正確的事」期待。但台灣的特殊國際地位，導致多數國家不承認主權，意味即使爆發衝突，國際社會對台支持不一定具體一致，美國企業也無法如同在烏克蘭般，跟隨明確的西方陣營行動。
此外，企業領導人個人立場也可能影響企業決策。例如馬斯克據傳與普丁討論不要在台灣啟用Starlink，藉此向習近平示好。不可否認，台灣具備吸引美國企業投資的條件，包括人才密集、半導體世界領先、電子製造扎實、政府態度友善、及地理位置優勢。這些構成企業選擇進入台灣的合理商業考量。但正如CSET報告所強調，商業投資不等於戰略承諾。設立資料中心不代表會在戰爭時提供雲端支援；建構研發基地不代表願意冒著與中國翻臉代價協助防禦。如何讓這些企業在商業利益與戰略安全間取得平衡。單靠市場動能與企業自發行為，難以保證他們在危機時能做出挺台決策。
綜上所述，科技公司在台擴展不應被解讀為「支援承諾的保證」。產業會因人才、製造與市場而來，但只有當誘因結構與治理框架把商業決策與公共利益綁在一起，企業才可能在關鍵時刻把雲端、資安與通訊能力轉化為真正的戰略韌性。台灣需要的不只是更多境外投資，而是把「可以幫」變成「必須幫」的制度設計，讓矽谷的力量在危機來臨時，成為台灣社會與數位基礎設施的可靠後盾。
作者：中華經濟研究院輔佐研究員/廖明輝
資料來源：2025/08/10 中時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