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強調「黨的全面領導」治理邏輯下，決策議事協調機構作為黨中央治理架構核心支柱，成為觀察中國政治動態與權力佈局的關鍵窗口。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工作條例》，代表這類機構的設立與運行，將邁入規範化、制度化的發展階段，也凸顯習近平強化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決心。
條例提出決策協調機構須「準確把握職責定位，堅持謀大事、議大事、抓大事」，核心在於其角色是進行「頂層設計」與「統籌協調」，而非替代行政系統執行職能。「統籌不代替、到位不越位」原則，反映中共在強化自身權力整合時，也嘗試劃定權責邊界，避免體制內權力重疊與行政效率低下問題。
而要求深入調查研究、提出務實政策，則彰顯出決策品質效益已成黨內自我革命一環。值得注意的是，條例審議通過並非孤立事件。在當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主題圍繞「從抓作風入手推進全面從嚴治黨」。表明習近平對黨內政治生活與領導作風關注未減，這與外界揣測其失勢或說法形成鮮明對比。在習近平親自主持的集體學習會議上，習近平發言強調從「制度建設」到「自我革命」，從「黨性鍛鍊」到「反腐利器」，意圖建構一套由上至下、由內而外的權力監督體系，藉此確保權力在黨的掌控之下不被濫用。
此類政治局會議與集體學習制度，本質構成中共最高層決策議事協調機制的重要組成。與此並行的，是中共中央現行共十二個決策議事協調機構的制度化運作，這些機構涵蓋經濟、科技、金融、國安、法治、外交等國家治理最關鍵領域，其設立邏輯依循「戰略統籌」與「集中協調」兩大功能。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中央財經委員會、中央國安委與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等，強調對國家戰略問題的「統籌布局」與「督促落實」。這些機構表面是專責小組，實則是習近平本人對特定政策掌控管道。透過這類機制設計，黨中央得以越過國務院、地方政府，直接統籌施政重點，鞏固黨的執政效率與集中統一。
然而，2024年下半年起，以習近平為核心的決策架構開始出現某種鬆動跡象。根據公開紀錄，原為習近平親自主導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與中央財經委員會，自去年8月後便未再召開會議。習自第三任期迄今兩年內，僅召開6次深改委會議與4次財經委會議，遠低於前兩個任期頻率。意味著習近平主導決策的意志可能減弱，或是其權力結構正在進行某種程度的內部調整。
在這樣的背景下，李強角色逐漸凸顯。他不僅在制度上取得更多政策主導空間，還透過恢復《國務院工作規則》的「總理辦公會議」制度，實質提升行政系統運作效率與政策能動性。自2023年以來，兩年內他共主持8次國務院全體會議，等同於前任總理5年的水平；同時每兩個月召開「專題學習」，成為借鏡習近平、強化自身話語權的重要工具。這些動作顯示，李強正悄悄以更務實、自信的風格重塑總理權威，其政策執行力與主導力已逐步提升，並在經濟政策、外交活動等方面逐步拓展空間。
李強的崛起並不意味著權力交接，而是某種程度上「治理權限再配置」。習近平仍掌大權，在政治局、軍事與人事系統主導全局，透過制度管控與紀律壓力鞏固權威；而李強則承擔施政落實角色，尤其在經濟困境與對外壓力交織下，黨中央有意將部分政策操作層面下放至國務院，以增加體制回應速度與彈性。這或許正是中共當下治理模式的一種調適與再平衡。在黨統一領導的前提下，試圖透過制度手段調節權力張力。
綜上所述，《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工作條例》的通過，顯示習近平在維持政治權威、調整治理節奏與因應內外挑戰之間，尋求平衡的新嘗試。在這套「黨強政從」政治架構下，制度設計與領導人布局相輔相成，決定中國未來政策推進節奏與方向。
作者：中華經濟研究院輔佐研究員/廖明輝
資料來源：2025/07/01 中時新聞 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