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 102 年基本工資調整,，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時薪」從 103 元調漲至 109 元（調幅為 5.83%）；第二階段為自 102 年 4 月 1 日起，「月薪」由 18,780 元調高為 19,047 元。基本工資以國際勞工組織 ILO 131 號公約精神為「維持勞工基本家庭生活需求」，並與「經濟成長」間取得平衡為最大共識。惟涉及勞資雙方權益，且連動產業成本與多項社會保險制度，因而廣受爭議與討論。
本研究透過資料與文獻回顧、問卷調查以及量化實證模型，綜整分析 102 年基本工資調整對對企業及邊際勞工影響。就問卷調查部分，主要著重第一階段之「時薪調整」進行企業調查，結果顯示時薪調整對於雇主聘僱模式（增減全時員工、部分工時（兼職）員工雇用）、工時；員工福利或相關津貼增減；員工教育訓練或在職訓練；增減員工薪資等多無顯著影響，並且多數（超過九成以上）廠商多未有因應措施，主要原因或與時薪與月薪脫鉤時間僅 3 個月、或因薪資調整幅度仍在廠商忍受範圍內等，廠商並未針對時薪調整部分有所因應。
至於詢問廠商對於基本工資制度實施對於弱勢勞工工作機會的影響，多數企業認為具有正面影響，亦即認為基本工資制度有助於提振弱勢勞工之就業意願，並對於其工作機會有正面助益。但多數企業認為基本工資制度仍不足夠保障勞工基本生活與購買能力，若將基本工資制度與內政部社福制度加以比較，顯示企業對於基本工資保障勞工的基本生活與購買能力的看法較趨於兩端，但是認為不足夠者的比例相較於認為足夠者，仍具有統計顯著性。
由於近年全球經濟趨緩，商品貿易成長受挫，造成原本仰賴出口導向成長策略的國家，開始反思擴大內需成長策略，其中最為受到矚目並為國際共同關注的政策潮流，即工資導向成長（wage-led growth）發展模式的推展，包括如中國若干拉美國家等，紛紛調高其國內之（基本）工資水準，希望透過工資水準的上揚﹑提振民間消費、挹注國內經濟成長。惟其成效仍待驗證，且現有的實證結果或變數同受其它因數影響，而有共移（co-movement）現象，如景氣循環、 i 國內有關基本工資調整政策等干擾因素，實證結果解讀更須審慎。
根據 ILO（2013）全球約有九成以上國家實施基本工資制度。但是基本工資制度的有效性，是否能發揮資源轉移給低工資的勞工，提振民間消費效果，仍仰賴幾項關鍵因素：（1）基本工資的法律覆蓋性；（2）基本工資的設定水準；及（3）基本工資法規之遵循率。其中，就基本工資的設定水準言，本研究利用 ILO 全球 2000 年~2011 年資料庫，計算 Kaitz 指數（即基本工資佔平均薪資的比例），多數國家 Kaitz 指數落在 35%~40%之間；而臺灣的 Kaitz 指數於 2011 年約為 39.1%（占平均薪資比重，若以經常性平薪資計算將為 48.5％）， 2012 年約為 40.9%（50.3%）與多數國家平均水準相當，但略高於美、日、南韓。
至於有關基本工資制度設計，本研究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多數廠商（342 家，比例 68.4%）傾向選擇「月薪」制度，此外廠商認為調整時，應斟酌考量的因素包括：物價、經濟成長率、最低生活支出等因素，此與 ILO（1970）的訴求一致。由於民國 83 年審議小組之建議參考公式，已參酌通貨膨脹、勞動成長率等；除考慮保障勞工的基本購買力外，並將勞動成長之半數成果由勞工分享，符合現代基本工資訂定潮流，並呼應問卷調查民意趨勢，故而建議仍可爰用。惟調整頻率則有討論空間，建議可附加如累計通貨膨脹率（如 CPI 年增率）突破 3%；或連續一年（四季）經濟成長率大於 3％時，才遵循調整。
由於基本工資已成為諸多法令措施的基準，包括勞保、全民健保、邊際及弱勢勞工的補助費等，使得基本工資調整的直接影響與衝擊或許不大，但其間接影響層面卻因與諸多政策連動，而帶來相當衝擊。由於國內社會福利制度愈趨完善，為避免基本工資制度的美意操受扭曲或誤解，本研究建議降低基本工資和其他法規制度的關聯，讓基本工資回歸其設立精神，不但有助於單純化基 本工資調整的因素，並可降低基本工資調整的衝擊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