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碩傑先生文教基金會

蔣碩傑先生經濟理念的現實印證與啟示-觀念力量的詮釋

壹、楔子

1993年10月23日離開塵世的蔣碩傑院士，迄今（1999年9月）已近六個年頭，六年雖已使一個新生命達到入學年齡，但在凡人一生歲月中，卻並不長。不過，在瞬息萬變的當前，在這六年中，年輕一代多已不識蔣先生這個人，但「五鬼搬運」這個詞卻是現時媒體、輿論流行用語，而「自由經濟、尊重市場」也是各界人士無時或忘、常掛在嘴上的名詞。在台灣，這些名詞和主張，就是蔣碩傑提出、播種並奠定的。蔣先生「形體雖已遠去，但精神和主張卻長在」，可說應是很適當的比喻。

在這短暫六年中，無疑地，亞洲金融風暴是最重要事件，其衝擊甚至被認為與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相當。儘管該事件在肆虐世人兩年多之後已逐漸平息，然其源起雖被多方探索，而「投資過度、生產過剩」、「債務過多」、「金融亂象」等等都被提出，但「本質」或「最終根源」為何卻被嚴重忽視。我們甚至感受到「反自由化」聲音的提高分貝，而歌頌政府管制的言論也所在都有，尤其中共壓制人民幣幣值及嚴格外匯管制在此次風暴中似乎受到肯定。特別是，在風暴威力正發揮時，呼喚凱因斯，希望凱因斯還魂、再生且一度甚囂塵上，這樣子的情勢是否正是本末倒置？雖然可能永遠得不到共認的答案，但我們卻可經由一生反對、批判凱因斯的蔣碩傑，由其所抱持、終其一生始終如一的理念之回顧以及對應事實當中獲得啟示，並可尋獲明確答案呢！

貳、入世的學者、濟世的學問

「經濟學是什麼？」雖被認為是不得體的笨問法，但其實已是非常世俗且常用的問法，一般人也都知道問的到底是什麼。在俗世裏，經濟學被認為相對地艱難，尤其充滿抽象、難懂的數理表現方式，於是「與世隔絕」、「象牙塔之學」也時有所聞。就是在經濟專業領域裏，學者應將心力用在學術研究上，或應該走出學術殿堂來關心實務，將理論用於實際生活，也一直爭論不休。在蔣碩傑的眼裏，毋寧較認同後者，這在他1976年所撰〈劉大中、戢亞昭伉儷逝世週年之追憶〉一文中已清楚表明，而在他1983年為中央日報紀念發行兩萬號而出版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一書所寫的序言又更充分顯示，而由〈經濟學為人類智慧結晶〉題目即可見端倪。蔣先生強調「經濟學實在是關繫國計民生極其重要的一門科學」，他舉出兩個實施錯誤經濟政策致生民塗炭的實例：一為共黨中國實施馬列史毛經濟政策，致三十餘年的經濟一無成就，人民一窮二白。二為拉丁美洲自由世界諸國，儘管地廣人稀、物產豐富，因採取錯誤經濟政策，致人民窮困、成長停滯，唯有物價騰漲不已。

共產體制的計畫或統制經濟之錯誤實不必多言，舉蘇聯七十年的經驗已可供作明顯例子，而在1980年代共產世界骨牌式倒台並不約而同走上自由經濟之路，其實已足可說明一切。倒是表面上實施私產的自由世界，到底實施什麼錯誤的政策致民窮國困呢？蔣先生在1983年4月於墨西哥首都參加「世界經濟成長問題研討會」，所發表的〈台灣經濟發展的啟示〉論文中已明白地指出「當時流行的凱因斯學派開發成長學說所導引的政策」，就是錯誤的政策，至於此政策為何錯誤，蔣先生如何破解它並說服1950年代後期台灣決策者放棄而採行自由化政策，留待下文詳談。就是有感於由經濟學理導引而出的經濟政策之影響重大，蔣先生乃對我國青年之優秀者願意學習經濟學的人並不踴躍，以及當時社會風氣瀰漫著「天份差的才去學經濟」感到啼笑皆非，也認為此乃我國好的經濟學家遠比其他科學家要少得多之因。或許就因為如此，去修習經濟學的學子也比較不會慎思明辨，在凱因斯理論當道、教科書及教師大皆凱因斯學派學者的大環境下，腦子裡也就根深柢固地裝滿了凱因斯理論。由凱因斯理論風靡全球的事實觀之，或許各國都有同樣狀況吧！亦即天份較差者才去唸經濟學。

蔣先生還為此現象曾特地向國內大學執教的朋友請教原因，得到最重要的原因是：學經濟學的人無論在國內或國外，就業的機會都比較少，所以乖巧一點的學生都改學工商管理、會計、或電算機程式等就業較易之科目。蔣先生覺得這是「很可傷心」的事，因為一國青年只圖一己噉飯溫飽之便利，而放棄關繫國計民生之大學問的探討，豈不可歎！有意思的是，蔣先生雖認為此風可歎，但卻覺得未必真可惜，因為為謀生而放棄研究學問興趣的青年，未必是真有天才、能成大器的人物。不過，他為那些真有才能，且很有抱負，但自幼即受傳統「聰明的青年應該去學理工」的「薰陶」，因而根本瞧不起經濟學，以為經濟學不足供他們施展其才能，終而拋棄經濟學之青年深感惋惜，也為每年在大學聯考中成績優秀者從來不選讀經濟學的情況甚感不幸。總之，蔣先生認為經濟學是一門非常入世的學問，由其形成的政策影響國計民生，若不幸實施錯誤政策，恐非「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就能形容的了，因而他期盼一流人才進此領域研讀。個人在此忍不住再引申：真正的一流人才應不只會好好研讀一門學問，更重要的應還能發現並摒除錯誤，尤其需具道德勇氣與良心，否則恐怕會濫用其聰明才智，甚至於故意利用錯誤理論所得到的政策來滿足私利，但卻種下戕害長期的整體生活環境惡果呢！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聯想，乃有感於蔣先生在1981年「蔣王（作榮）論戰」之際，在當年6月20日於《中國時報》發表的那篇〈貨幣理論與金融改革〉文章中，以「最後的幾句忠言」為標題之結語。這段話的全文是這樣的：「王教授頗以文筆之雄肆馳名於當代台灣。聽說已故的梁寒操先生曾經在報上讀了王教授的大作，大為激賞。立刻自動揮毫寫了一幅對聯奉送王教授，其中有『辣手著文章』之類的讚語。我對於王教授的文章也同樣的欽佩，但是我不能不提出一句忠告：就是經濟學的文章，和其他科學性的文章一樣，不是光憑一雙手，不管它是『辣手』也好『妙手』也好，可以一揮而就的。它也需要用用腦筋將理論與事實搞清楚之後才可以動筆的。在一個銷售上百萬份的報紙上發表一篇政策性的文章，是要對全國國民與歷史有所交代的。

大約兩千年前漢朝有一儒生賈讓，他的文筆之佳妙至少不亞於王教授。他曾寫了一篇〈治河議〉，就文筆而論確是一篇值得傳誦至今的好文章。我自己在中學唸書時也曾誦讀過。可惜他對於水利學及黃河的水文資料都沒有研究清楚。因此他所建議的所謂上策，即『不與河爭尺寸之地』，將現有的河堤決開，讓黃河舒舒暢暢、從從容容的流入海去的策略，是不可行而有害的。他的文章愈寫得動聽，流傳得愈廣愈久，危害也愈大。我希望我們為報紙寫文章的人都能各自警惕，不要作當代的賈讓纔好。」

這段話不可謂不重，但也傳神地凸顯出蔣先生率直的一面，正如知他甚深的邢慕寰院士所言：「凡是了解蔣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使命感很高，責任心很重。因此他談起問題來，總是一板一眼，對任何人都不假以詞色。在他看來，朋友歸朋友，道理歸道理，分得清清楚楚。我親自看見他在賦稅改革會議上對好友劉大中先生嚴詞批評賦革的一些缺失，也親自看見他當著前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的面批評政府採行『指令式』的經濟政策。」

因此，蔣先生會講這樣的重話，一定是意識到事態之嚴重，不得不如此，當然，這些話不是只適用於某一個人，連蔣先生本人都同樣適用，尤其影響力大的公眾人物更應以之深自警惕，相信蔣先生也有這樣的體認。那麼，蔣先生敢如此明說，乃對自己的主張有十足的把握和信心，相對地，也深深憂慮錯誤政策一旦被決策者採用，所將引發的災難之大、對人民福祉之傷害將很深，可說語重心長。那麼，蔣先生為何對自己的主張如此有信心，而對王作榮先生的觀點擔心到這麼深的程度呢？他一定有過刻骨銘心的親身體驗吧?！果不其然，事情得回到1950年代。

參、台灣經濟起飛的關鍵因素

眾所周知，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以台灣土地面積狹小，自然資源貧乏，人口密度極高，且二次大戰期間主要產業遭盟軍摧毀殆盡，加上又由中國湧進兩百萬的軍人和難民，發展條件自是極端惡劣。為了維持近六十萬的軍力，以及重建迫切需要恢復的經濟基本設施，政府當時面臨的財政壓力極大，在預算無法平衡下，引發戰後初期快速的通貨膨脹。當時，經濟政策正深受兩種在學術圈中甚為流行、卻是錯誤的發展策略所支配：一是認為高關稅或限制進口數量的政策，可以保護開發中國家的國內市場而扶植其幼稚產業，故係開發中國家發展產業的最佳途徑；二是認為即使面臨相當程度的通貨膨脹，利率也必須壓低，俾保證國內新產業能獲得便宜的資金，以刺激產業投資。不幸的是，這兩種政策的實施後果都是弊大於利，堅持採行此等流行發展策略的開發中國家都表現得極差。所幸台灣很早就拋棄此種流行策略，我國首先放棄了低利率政策以對抗通貨膨脹，接著將幣值貶到實際的水準，並實施貿易自由化，因而工業化的結果使台灣經濟由進口替代移向出口擴張。

這一段分析來自上文所提蔣先生在1983年4月於墨西哥市發表的〈台灣經濟發展的啟示〉一文。在該文中蔣先生非常詳細的將理論和現實兩相結合，縷析這兩種流行錯誤理論的謬誤，並對當時台灣決策人士所相信的台灣現狀合乎這些理論之說詞，一一予以駁斥。可想而知，要與全球人士共認的說法對抗，而且必須說服國內理工背景出身的決策者大膽採行違逆世界潮流的政策，任務是何等艱鉅！除了本身需有堅強信念並對所抱持的理論堅信不移、且對所認定的錯誤理論有深刻了解而抓出錯處外，還得具備高人一等的說服能力。因此，這一段深具啟示作用的歷史轉折，有必要再次讓場景重現。

蔣先生在該篇論文裏並沒有說出那位接受他們主張的部長的名字，但如今我們都知道那是尹仲容先生。1954年陳誠兼任行政院長，撤銷經濟安全委員會，另設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由尹仲容負實際責任，他將該單純的美援機構，轉變成負責推動全國經濟發展的實權機構。1958年3月，尹先生又兼任行政院外匯貿易委員會主委及中央銀行總裁，一時之間兼管外匯、貿易、金融等三項攸關國計民生的重大事務，將美援、外匯、金融、貿易、經濟設計及執行等權集於一身，因而得以大刀闊斧從事多項重大財經改革，建立現代化經濟的制度和基礎，成為開創1960年代台灣高速經濟成長的關鍵因素，而1959年「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是最重要的準則，主要的內容是解除不必要的經濟管制，使經濟體制自由化；進行外匯貿易的多項改革，拓展貿易新局；進行財經制度的變革，剷除經濟發展的障礙。

這項如今被稱為「第一次經濟自由化運動」之所以能夠推動，尹仲容的決策固然是關鍵，但說服他採行自由化策略及政策內容擬定的人物也功不可沒，蔣碩傑就是其中重要一位。1954年蔣先生和劉大中先生應尹仲容之邀，由國際貨幣基金（IMF）借調返國，提出單一匯率、貶值、外匯券、利率自由化、貿易自由化等迥異於當時流行的「保護主張」之自由化、開放市場政策。尹先生是一位道地理工出身的技術官僚，為何他可以接受自由化、市場（或價格）機能的觀念是令人好奇的一件事，畢竟「人者心之器」：一個人的行事受到心之指使，而心意就是「既有觀念」的反映，正如艾馬．戴維斯所言「拔除一個信念要比拔除一顆牙齒還要疼痛，況且我們沒有知識的麻醉藥」，是的！拔除一個信念極為不易，但植根一個信念也並不簡單呢！這也點出信念或觀念的力量非常之大，關於此點，凱因斯在其經典之作《一般理論》最後一章的結尾說的最為傳神，全文是這樣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的觀念，無論是對的還是錯的，都比普通人所想像的有力得多。說實話，這個世界很少受其他力量的主宰。有些實行家自以為不受學術思想的影響，其實往往是一些已故的經濟學家的奴隸。那些掌握權力憑空臆度的狂人，也不過是從多年前一些不大知名的著作家那裡導出他們的妄想。我深深相信：與觀念的浸淫灌輸的影響比較，既得利益的勢力大大地被誇張了。觀念的浸淫灌輸，當然不會立即生效，而要一段相當的時間。……但是，無論是對好的方面或對壞的方面，觀念遲早總比既得利益更加危險。」

由這一段鏗鏘有力的話語，我們已可確知凱因斯對觀念力量的體悟之深，而凱因斯理論對各國政策的影響之深、廣正可印證，即使當前自由化潮流被認為席捲全球，但凱因斯理論所導出的政策仍普遍被採用，更可證明凱因斯的思想觀念的威力。如此，在50年代那個到處都是凱因斯信徒的時代，該理論所向披靡的程度當然更不必說了。在這麼不利自由經濟理論環境下，蔣碩傑等人到底是如何說服尹仲容就更令人好奇了，尤其當時的財經幕僚幾乎都是修習凱因斯理論者，蔣先生這些外人（非洋人）一定更不容易進行改變尹先生理念的任務了！在蔣先生的文章裏雖沒有記載這段過程，但在1992年12月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蔣碩傑先生訪問記錄》中第七章「回國建言」一開頭「初識尹仲容先生」一節，蔣先生回憶1952年回台第一次見尹仲容，說「 起初他好像對經濟學不很重視，因為他自己是學電機的，……所以我跟他說話，起初還沒有什麼東西談得攏。 」結果只送給尹仲容一本J. E. Meade著作的《計劃與價格機能》﹙ Planning and the Price Mechanism ﹚，蔣先生說尹仲容不但在兩個禮拜之內就把該書看完，印象非常深刻，而且還讓當時工業委員會第三組的同仁傳閱。蔣先生認為那本書對尹仲容的影響真大，從此「價格機能對經濟的重要性」就被尹先生知道了，我們或可作這樣的引伸了解：這等於說改變了尹先生最基本的觀念。儘管王作榮先生曾對這個看法存疑，但邢慕寰院士在〈一本書改造了尹仲容—追懷蔣碩傑先生〉這篇悼念文中，卻為蔣先生的說法背書，除了舉證外還強調，蔣先生在最適當時機把Meade的書送給尹先生，對日後台灣經濟發展是一件旋乾轉坤的大事。邢先生說：「假如尹先生沒有經過這一次『洗腦』，台灣經濟很可能在一批技術官僚的設計中長久停滯於落後的陷阱，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這些技術官僚才領悟外貿改革的迫切必要，而台灣經濟在民國50年代初期以後的二十餘年的輝煌表現，也是遙不可及的夢想。」不過，尹仲容似乎違背上文所強調的「既得觀念難改」的鐵則，但，話又說回來，更可能由於他是理工出身，並沒有「既得的經濟觀念」，在開闊心胸下聽得進有道理的理論及由之形成的政策。要印證此點，可由邢慕寰院士1986年6月發表於《傳記文學》的〈尹仲容先生與我的一段交往—早期自由經濟觀念的溝通〉一文尋得蛛絲馬跡。就在蔣先生、劉大中先生和邢先生等秉持自由經濟理念者的說服下，尹仲容先生毅然挑起改革的重擔，於是著名的「第一次經濟自由化」轟轟烈烈地展開。

這一次自由化運動的成果，蔣先生不但在〈台灣經濟發展的啟示〉一文中詳細分析，其後在1984年的〈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論文中，蔣先生又將香港、新加坡、南韓一起納入分析，發現台灣的情況亦適用於這三個地區。蔣先生下結論說：「總而言之，過去二十或三十年來，台灣、韓國、香港以及新加坡的快速經濟發展，並非使用奇詭的經濟策略所達成的。他們只是採用了新古典經濟學原理所指示的合理政策而成就的，在如何完成經濟起飛方面，這四個國家的發展經驗實在有足供其他的開發中國家借鏡之處。」蔣先生所以說採用新古典經濟學原理，乃因文中利用新古典成長理論的數學模式得到經濟起飛的條件，這個條件就是「平均儲蓄傾向必須大於資本產出比例和人口成長率的乘積」。雖然使用複雜的數學分析和圖形解析，但重點在於「儲蓄」這個關鍵因素，也就是供給面、長期的課題，這也是古典經濟學家所重視的，與凱因斯學派重視「消費」完全不同。由此可知蔣先生採取古典經濟理論，重視長期成長，迥異於強調「有效需求」短期速效的凱因斯理論。而蔣先生極力反對低利率政策，也是站在重視儲蓄的觀點之立論。此外，自由化原本就是促使政府放棄干預、管制政策，重視市場機能、自由競爭，當然又跟賦與政府干預權力的凱因斯主張大異其趣。總而言之，蔣先生從1950年代開始深入實際事務，就抱持「反對」凱因斯理論及其導出的政府政策。簡言之，蔣先生是道地的自由經濟學者，相信市場、尊重市場機能，對於經濟自由化的推動不遺餘力，更可說是畢生志業。

蔣先生反對凱因斯理論其來有自，當1940年蔣先生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大二暑假時，為了逃避轟炸到威爾斯，將凱因斯的《一般理論》看完，起初對書中的新穎看法極感興趣，也仰慕凱因斯，再加上在劍橋聽了許多關於凱因斯的課，曾有一度對其授業師，也是與凱因斯主張截然相反的海耶克（F. A. Hayek，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1992年去世）之說法懷疑。但在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之後，反而認為凱因斯理論大有問題，於是成為日後抨擊凱因斯理論根源。

蔣先生對凱因斯理論持疑，具體表現在論文裏，早在研究生時，就已在有名的學術刊物上發表了三篇批評論文。第一篇是批評凱因斯關於人口成長和經濟成長論文，於1942年11月刊於《經濟期刊》﹙ Economica ﹚；第二篇討論股票投機與所得水準關係，是批評凱因斯學派健將卡爾多﹙N. Kaldor﹚見解的，刊登於1943年11月的《經濟期刊》上；第三篇則指出庇古﹙A. C. Pigou﹚這位福利經濟學創始者的《就業與均衡》一書中關於實質工資和就業的相對變動的一項錯誤，並提出改正方法，刊於1944年12月份的《經濟學雜誌》﹙ Economic Journal ﹚上，而庇古也是凱因斯學派的領銜學者。

由這一段的歷史，我們已可清楚得知，蔣先生一如其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海耶克，對凱因斯理論及其謬誤和禍害，一直是知之甚詳，無怪乎1950年代敢拂逆世界潮流，拆穿流行的凱因斯理論之西洋鏡。其實，凱因斯理論之所以能所向披靡、風迷全世界，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是一大關鍵，而「有效需求理論」聲名大噪也肇始於它。

關於該段歷史似乎塵埃落定，世人大都接受凱因斯是救世主的說法，亦即，幸而凱因斯適時端出有效需求理論讓各國政府大量支出才將大蕭條或嚴重不景氣抑止。與凱因斯持相反看法的海耶克摔了個四腳朝天，為世人所唾棄。不過，時至今日已有愈來愈多的懷疑，而在這段六十年的時光中，其實都有反動文章出現，只是都淹沒在時代潮流中。蔣先生將儲蓄的重要性重拾並實際應用於政策獲致成功就是一個顯例，而蔣先生也曾詮釋1930年代不景氣的故事。

蔣先生是在1992年海耶克去世，中華經濟研究院《經濟前瞻》﹙當時為季刊，現改為雙月刊﹚製作的「海耶克專輯」中所寫的一篇短文〈海耶克與凱因斯的貨幣理論〉中提到的，內容是：「……不景氣的原因，據凱因斯說：是由於儲蓄過多，投資對資金的需求不足以將其充分吸收利用的緣故。但是據海耶克說：那是由於儲蓄所提供的資金不足，以致企業家計畫中的投資都必須縮短其生產期間，提前使產品上市。結果一方面是投資總額減少，一方面是快速生產出來的商品在市場上擁塞難銷。講到儲蓄對社會的效果，凱因斯說：它對社會可說一無功效，它只會將商品的需求減低，使它們難以出售，而它表面上提供的可投資的資金﹙investible funds﹚則會落空；因為儲蓄的增加，必然使商品的銷售減少，因之售貨商人他們自己的儲蓄，必將減少。總結起來，整個社會的儲蓄，未必因一部份人的儲蓄意願的增加而增加。凱因斯還利用國民所得會計來辯論說：因為國民所得一定等於消費加投資；而消費又依定義等於所得減儲蓄；以之代入國民所得會計之公式，則吾人即可獲得『儲蓄與投資必然相等』的驚人結論。」

蔣先生認為凱因斯的說法實在是詭辯，且震驚了舉世的經濟學者。他接著繼續說：「難道我們真的不必費吹灰之力，不經由儲蓄就可以有了鉅額資本，使任何國家富強起來嗎？這要是正確的話，世界上不應再有任何貧窮國家了。可是事實上非洲及拉丁美洲、甚至亞洲的貧窮國家，為什麼會越來越窮呢？這個啞謎，讓世人絞盡了腦汁才能識破。原來據羅柏森﹙D. H. Robertson﹚教授精心指出，凱因斯所引用的會計原理﹙即「國民所得總額一定等於消費加投資」﹚此一公式，只適用於同一時段中的統計數字。而吾人日常所謂以儲蓄資金融通投資行為，乃指以前一時段中的儲蓄﹙即上一時段中的所得減去本一時段中預定的消費支出﹚，來融通本時段的投資支出。在考慮這種投資的融通行為時，凱因斯所用的國民所得會計公式中的儲蓄，就毫無意義了。但是就因為他揪出了這麼一個無實際意義的儲蓄，竟使經濟學人困惑了好幾十年，使人將一向被視為一種社會美德的『節約儲蓄』，一變而被視為招致失業與不景氣的自私自利的行為了。」

由這段短短地敘述中，我們已可清楚得知關於「儲蓄」的看法，是蔣先生異於凱因斯的關鍵，而儲蓄其實只是「未來的消費」，也就是重視明天、看重未來，或可以當前世人極為標榜的「永續發展」來形容，亦即上文提及的長期概念，是古典經濟學家念茲在茲的，也是成長的真義，起碼要將「時間」因素考慮在內。在這一點上，蔣先生進一步指出凱因斯理論輕視儲蓄的盲點，他在同一篇文章接著說：「其實，這都是他將儲蓄與投資定義為同時的數量，而忽略了實際的動態經濟中，它們在時間上先後順序關係的緣故；只有將時間的差別及順序排入，我們才能看出它們的成長與伸縮。事實上，在1937年，也就是他的《一般理論》出版後還不到一整年時，凱因斯就已經覺悟到儲蓄與投資的正確處理，必須有時間順序了。他在和瑞典經濟學者歐林﹙B. Ohlin﹚辯論的時候，他已經瞭解，當一個投資計畫到資金市場去尋求融通的時候，這投資計畫通常尚未開始執行，而它籌措的資金則必須是已經到手的、即已經完成的儲蓄；至於他自己所倡導的所謂「一切投資都會自動的因為『乘數原理』﹙multiplier principle﹚產生與其等量的儲蓄」的驚人理論，那只是將來可能發生的事情，在籌措資金的當時是借不到手的。所以當上一期已完成的儲蓄不足以融通這一期的投資需求的時候，其差額除了讓利率的上升來消除之外，就只有靠外國資金的流入及由銀行系統製造貨幣來補充儲蓄者所提供的舊有貨幣了。」

這裏的「利率上升」和「國外資金的流入」都是藉著市場供需致價格自由、靈活彈性變動之下的產物。蔣先生在1950年代對台灣經濟起飛所提供的妙計也就是這個道理，至於補充儲蓄不足的第三種方式，亦即「由銀行系統製造貨幣來補充」，則是蔣先生最為人所熟知的「五鬼搬運」一詞之源頭。蔣先生在該文繼續說：「由銀行系統製造貨幣來補充，那就是羅柏森教授依傳統的經濟學說而說的銀行界的一種『盜竊行為』﹙act of burglary﹚。因為銀行的正規職務是『仲介行為』﹙act of mediation﹚，即將他人委託存放在銀行的貨幣轉貸他人。如果銀行將此正當行為棄而不顧，而竟以擅自私造的新貨幣，來代替公眾委託存放在他那裡的貨幣來貸放出去，結果這些新製的貨幣必將與舊有的貨幣相競爭，而奪取其未來可能購得的商品之一部份。

這即是傳統經濟學所指責的銀行『盜竊行為』或『五鬼搬運法』。但是凱因斯學派的信徒，則絕口否認這種『盜竊行為』。在他們眼中，貨幣只是一種流動性較高的資產，別人持有的貨幣增加，不管是怎樣增加的，對我並無損害；同樣的，我所持有的貨幣增加，不管是怎樣增加的，對別人也無妨礙。所以銀行增發貨幣，乃被視為增加全社會的『流動性』的好事，而不再被視作『盜竊行為』了。因此，在凱因斯學派盛行之後，通貨膨脹之風氣，瀰漫全球。尤其在政治道德較差的開發中國家，其當權者都利用銀行信用膨脹，貸款私人親友，以收『五鬼搬運』之實效。以致財富集中，所得重分配日益不平，老百姓則痛遭通貨膨脹之疾苦，追究其學說之正謬，我們能說這是海耶克及羅柏森這些保守派的錯誤嗎？」

這一段短短的敘述裏，蔣先生不但把五鬼搬運場景作了清清楚楚地描述，也把他畢生極力防範、阻止的「通貨膨脹」這隻惡靈揪了出來，而這兩樣可怕的東西，其源頭都是「貨幣」。由此也可推知蔣先生為何明顯以研究貨幣理論當作其學術工作重心，因為追究到底竟然都是人類對於貨幣的誤用才發生諸多災難，而目前還餘音嬝繞的亞洲金融風暴正是一個顯例。我們下文才針對貨幣課題作較詳細探討。

關於凱因斯理論重視消費、鄙棄儲蓄，蔣先生在該篇短文中作了這樣的結語：「凱因斯學派的金融理論，既認為不管銀行吸收與否，儲蓄自會與投資相等，所以從不注重金融機構應當多方努力吸收及鼓勵民間儲蓄的職責；相反的，儲蓄倒被視為自私行為，消費倒受到獎勵。於是，像美國這樣本來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現在就因為經年儲蓄低落到百分之二或三，政府預算又頻年巨額赤字，以致外貿連年虧空，負債累累，很快的由世界最大的債權國而退居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了。真令人浩嘆。」

蔣先生在最後所提及的美國情況，正是1992年當時貿易和財政雙赤字困擾美國之際，隨後數年經由府會雙方協力平衡政府預算，並在雷根主政時期所打下的供給面政策效果發揮下，修正了膨脹支出的沈痾，如今美國經濟處於穩健成長狀態，而其聯邦準備局理事主席葛林斯潘隨時監視泡沫、資產膨脹，以及經濟是否過熱，就是防止需求過度，而不再打擊儲蓄。不過，當前美國民間儲蓄率極低，甚至是負值，被有識之士憂心可能產生大風暴，似又符合蔣先生當年的說法。

肆、台灣經濟自由化坎坷路

如上文所述，台灣經濟之得以起飛，乃至於隨後博得「奇蹟」美名及列名「亞洲四小龍」，得力於尹仲容主導的「自由化」行動，在蔣先生以儲蓄為關鍵因素的理論模型，以及台灣和其他三隻小龍的發展經驗裏都得到印證，而蔣先生不但以論文詳載之，並擴大比較中南美洲、甚至也將中國大陸作為對比，由而得到更廣泛的證實。關於尹仲容如何接受市場機能、自由經濟的概念，我們在上文已有詳細解說，而1958～62年外貿改革的效果異常輝煌也以史實證明，蔣先生也十分滿意。可惜的是，當時的自由化政策只採行一半，限制進口的「保護政策」仍然瀰漫在政府工業策畫者之中，此情此景，不但在蔣先生1980年之後的「時論」中時常提及，並深以為憾，而邢慕寰院士更是義憤填膺。邢先生說：「蔣先生對這一次外貿改革的豐碩成果雖然十分滿意，但是由後來他撰寫的許多時論，可以看出他對這一次外貿改革未竟之功—賡續自由化—停滯不前以及包括公營事業、金融、賦稅等相關制度與措施未能配合改進非常氣忿。事實上，1963年初尹仲容先生逝世以後，50年代後期逐漸開放的保護和管制政策又掉頭轉向，甚至變本加厲；而外貿改革期間所訂定的統一『均衡』匯率和結匯制度則鎖定不變﹙僅在70年代有少數幾年外匯匯率出現10%限度以內的調整﹚，以致台幣價值﹙相對於美元﹚漸被高估，而成為隱形出口津貼，遂使60年代之初自由貿易政策之前衛一變而為新重商主義的幫凶。其後果是，自70年代之後期起，出口超額逐年升高，外匯存底亦隨之累增；至80年代前期，外匯存底累增竟如滾雪球一般快速，終至引起美國的嚴厲對抗。

在『自由化、國際化』的強大壓力下，政府初則『虛與委蛇』，繼則『舉棋不定』，終則『袖手旁觀』。至80年代中期，固定匯率與結匯制度的防線終於崩潰。自86年起，匯率大幅下降﹙台幣大幅升值﹚，原來在保護與扶持﹙包括幣值低估﹚之下長成的出口工業遂亦陷入困境。正在這個時際，中央銀行以前連年累積外匯存底所釋放的強力通貨釀成資金氾濫，因而引發股票和房地產投機。利之所在，多數企業人員寧願加入這個大炒作的行列，而不肯協力面對出口競爭的挑戰。政府雖然擁有數額龐大的外匯存底，但對這個不尋常的經濟危局卻無所作為，終於導致產業的畸形發展、工商業財團的暴興與壯大，和社會風氣的劇速敗壞。其貽禍之烈，萬言難喻。

在這個混亂期間，蔣先生仍繼續指點順應大勢到達經濟自由化之路；我亦不自量力，特別就外匯存底的利用提出一系列建議，寄望政府當局在非常狀況下本『動態均衡』發展之理，利用一部份外匯存底厚植產業競爭能力，俾臻於康強之境。衡以當時朝野對這些言論的冷漠，我們不禁驚訝：自50年代起經由浸淫灌輸而生效的自由經濟理念，在1963年尹仲容先生逝世後不久，即為反自由化逆流所淹沒，而必待80年代外來強大壓力不可抗拒時，經濟自由化的觀念才又被勉強接受！然而這個沒有經過相當時間浸淫灌輸的新觀念，究竟不能揮灑自如。」

由這一段文字可知邢先生是多麼地憤慨了，而幾乎相同的文字也在他的〈一本書改造了尹仲容〉這篇悼念文中出現，甚至在該文中再進一步說：「我想蔣先生一定同意，如果尹仲容先生能多活十幾年﹙他逝世時不過六十一歲﹚，民國50年初期完成的外貿改革必將導致後續的全面經濟自由化，暫時固定的外匯匯率和暫時保留的結匯制度，終必由彈性匯率和自由外匯市場所取代；而40年代採行的所有反自由化政策，也將逐步改革。台灣經濟必將踏著穩健而堅定的步伐，走向發展國家之路。

尤其重要的，是當時那一批追隨和仰慕尹先生的優秀官員﹙不一定都是理工出身﹚，必將受其思想與作為改變的影響，而隨之脫胎換骨，成為日後開明練達的台灣經濟發展領航者。果如這樣，我們有理由相信台灣的經濟實力﹙尤其是產業技術基礎﹚，乃至社會風氣和台灣在國際上的實質地位，都不會像今天這個樣子。

然而米德（Meade）的一本書竟然只改造了一個尹仲容，而尹先生逝世後，雖然有再多像米德的書﹙例如民國63年起中央研究院諸院士所提出的三次共同建議﹚，對以後台灣經濟發展的領航者都沒有發生多大作用。他們聽得進去的，倒是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促進持續的經濟成長，必須用保護與扶持等手段達成第二層次﹙中間產品﹚的進口替代。由於現代技術日新月異，第二層次進口替代的必要實際上沒完沒了，因而保護與扶持等手段的必要也是沒完沒了，但這正是民國50年代初期第一階段外貿改革完成以後台灣經濟發展政策所走的路線。

另外，他們也聽得進一些國際知名的學者﹙例如美國哈佛大學的傅高義教授﹚對日本通產省所扮演的『日本第一』的角色的讚美而自歎不如；當然更聽得進某些名家對過去三十年來台灣經濟發展政策所表現的『務實主義』的肯定，而自覺躊躇滿志。﹙其實，這些名家至今可能還不知道民國70年代台灣經濟所遭遇的困難正是導源於這個『務實主義』。﹚

他們最聽不進的，就是比米德信賴價格機能更為極端的弗利曼﹙Miltion Friedman﹚。弗利曼對經濟自由主義的高談闊論，他們在表面上雖然沒有表示意見﹙在某些場合甚至還隨聲附和﹚；但是在實際作為上卻緊緊擁抱他們自己的、與經濟自由主義背道而馳的『務實主義』，其所得到的果報，我已在今年（1993年）9月號《遠見雜誌》刊載的拙文裡面加以闡述，在這裡似可不必費辭。」

邢先生的感慨和氣憤是如此，蔣先生除了以文章作相同表明外，也積鬱在心，私下對其秘書亦曾表示對決策當局「恨不得踢他們幾腳」。在循內線無效，卻又不忍情況惡化致台灣經濟陷入更深歧路下，蔣先生一方面仍借擔任決策當局顧問的機會，或以自己名義﹙譬如以1981年正式成立的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之名﹚，或結合其他中研院財經院士共同獻言﹙但如邢先生所言無效果﹚。另一方面則勤於在平面媒體發表通俗性文章﹙即通稱的時論﹚，這一種方式一來可導引輿論、建立民眾正確的觀念，二來或可借輿論來壓逼決策，這方面的努力果真造成轟動，並產生深遠影響。儘管無法讓真正的自由經濟理念化為政策，但在抑制凱因斯干預政策上卻不容否認地發揮投鼠忌器效果，至少「尊重市場」時常出自決策者之口，而1984年「經濟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成為政策口號，及至1995年「亞太營運中心跨世紀方案」提出，宣示「第二次自由化運動」也都可歸在影響之列。當然，如今我們都知道就是那場將留名青史的所謂「蔣（碩傑）王（作榮）論戰」，是「李斯特（政府干預）大戰史密斯（自由市場）」，或是「學院派與社論派之爭」所造成的轟動。有必要再一次回顧。

事件得追溯至1981年3月5日和6日，蔣碩傑先生在《中央日報》發表〈穩定中求成長的經濟政策〉一文，闡述控制貨幣供給增加率和維持利率自由化，使物價穩定和經濟成長相輔相成的理念。由於該文猛烈批評凱因斯學派的政策，引發王作榮教授的反擊，接著蔣碩傑再就〈貨幣理論與金融政策〉（1981年6月20日刊於《中國時報》）詳細為文回應，該文最後結語並勸王作榮教授謹慎下筆（上文已引述過）。一時之間輿論大譁，不但報社舉辦辯論，學者們也紛紛為文敲邊鼓，更有人以「李斯特大戰史密斯」來形容兩位主角的立場。儘管辯到後來似乎並無絕對的「答案」出現，但迄今的經濟自由化思想之能為學界和許多國人接受，不能不歸功於那場激烈論戰的影響。如今回想，當時雖然有零星支持蔣碩傑立場的炮火出現，但蔣先生本人卻覺得「苦寂」，而1995年底去世的自由經濟學前輩夏道平先生當時曾去函表示欽佩之意，而蔣先生將之視為「如聞空谷足音，實引以為莫大鼓勵」，而且更盼望夏先生也能「常為文駁斥濫竽充數之經濟學家在報章發表之言偽而辯之文章」。蔣先生認為，「這些經濟學家之所以猖獗，實因行家過於沉默不予痛擊故也。」

1982年，亦即蔣王論戰後的次年，蔣碩傑在當年的7月18~20日，於《中央日報》發表〈紓解工商業困境及恢復景氣途徑之商榷〉長文，再以另一種方式，將凱因斯的「大幅提高貨幣供給額年增率，以及大量供應資金給工商業」，並應當盡量以「低利貸款方案」，用「五鬼搬運法」這個名詞生動的加以比喻。這一次不僅引起學界的熱烈批評，也惹火了許多工商業者。蔣碩傑此時更覺孤單了，也曾盼望夏道平先生「能響應以解各報圍剿之苦」，夏先生也果然在1982年9月5日於《中央日報》以〈討論經濟問題應有的共識〉為題，就「蔣王論戰」作一客觀評論，認為要有意義討論問題，除了參與者須具備最基本條件外，還要對所討論的問題有某一層面的共識，而最基本的條件有「共同價值判斷」和「純潔的邏輯思考」兩種。至於討論經濟問題，則應在市場法則、貨幣紀律、長期與短期觀點，以及理論與事實等四點應有共識。此文算是對蔣碩傑的呼籲之重要回應，可是似乎沒起多少作用。雖然明知吃力不討好，但是蔣碩傑堅持其一貫的理念，本著知識份子「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勇敢而率直的說理，盡力導正社會流行的錯誤觀念。以蔣先生這種具國際聲望者提供的建言都難以撼動決策者，並飽受報紙社論圍剿，可以想像其他人士更是無能為力，此也證明改變「既得觀念」之難也。

伍、問世間「錢」為何物？

蔣先生這些語重心長的時論，都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立論，明白指出政府不當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五鬼搬運」、「金蟬脫殼」、「泡沫經濟」等惡果。關於通貨膨脹，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之前在中國大陸的淒慘情景一直深印蔣先生腦裏，幾乎是他所關注諸種問題的核心，以收在1975年9月《台灣貨幣與金融論文集》第21章的〈外匯資產猛增引起金融危機之對策〉一文最完整、出名，而1980年代蔣先生在數篇時論中也就出超、外匯存底累積提出警告，不過，事後證明似乎收效甚微，因為直到目前，輿論及國人好似普遍認為出超和外匯累積是件好事，由出超 以「順」差來形容，而亞洲金融風暴之於台灣相對衝擊小被認為擁有充足的外匯存底，以及媒體興高采烈報導台灣外匯存底名列世界前茅，可見其一斑。不過，上引邢先生對1986~1990年台灣那場金融泡沫遊戲慘狀的描述，已可得知惡果不只對經濟景氣及短暫生產、投資的衝擊而已，其對人心之腐蝕， 以及投機、貪婪、追求功利心理的惡化更是令人痛心。我們難免納悶：外匯的累積就是儲蓄的表現，而上文一再強調儲蓄是未來成長，甚至是永續發展的關鍵因素，那麼外匯累積為何就不好了呢？問題就出在儲蓄究竟是「市場力量自然形成」抑「政策強制而來」，前者是好的，因其係行為個人自由意志之判斷，後者既然受到強迫，當然無法達到行為人最佳規劃，資源的誤用也就逃不掉了。

蔣先生所強調的重點在於外匯累積「過速」等於國內貨幣供應量猛增，進而通貨膨脹會來到。不過，代表通貨膨脹指標的消費者物價卻不一定會猛漲，倒是這些游資會跑到房地產、股市作資產炒作。無論如何，這種「管制政策」所形成的「強迫儲蓄」卻釀成巨災，此情此景迄今仍然若隱若現呢！而這種強迫儲蓄在國內正以勞保、健保、年金、安定基金等等名目逐漸浮出水面，對於台灣經濟、台灣住民福祉的衝擊值得國人關切。

外匯存底被強迫累積曾引發到底應維持多少數量的爭辯，而存底多相對地貨幣供給增加致通貨膨脹的來到，卻只是方式之一，蔣先生在1982年8月31日於《中國時報》發表的〈「五鬼搬運法」觀念之澄清〉一文，除了清楚地將「五鬼搬運」和「金蟬脫殼」再仔細解說外，也明確地指出貨幣供給額變動的三大因素，一是財政赤字，二是金融赤字，三是國外資產淨額增加。在蔣先生寫作時論的期間，政府財政保持盈餘，國外資產淨額增加也不明顯，就是出自銀行的金融赤字有大問題，因而蔣先生乃有「五鬼搬運法就是金融赤字」之文句。不過，不論如何，最後都反應在貨幣供給的增加上，而後物價上漲必然被帶動，進而又產生「金蟬脫殼」事實。所以，貨幣供給才是主角，由於其「過量」增加乃肇禍，這裏，至少有兩大問題：一是貨幣供給「不當」增加的三大因素，其「推手」是誰？二是貨幣到底是什麼？

就第一個問題言，可說都是政治力量作祟，上文已提過台灣1980年代中期之後外匯存底猛增係政府不當管制政策所致；而財政赤字即政府入不敷出，舉債度日，近幾年此情此景頗困擾台灣，這當然也是政府一手導演的；至於金融赤字，表面上似乎是金融機構沒盡其金融中介責任，然而往往是政治力量指使業者、壓迫業者，或者政府沒盡到監督責任，甚至於縱容業者所致。不必舉以往金融機構被政府壟斷而由政府和民代及特權主導之人盡皆知那段時期，就是新銀行開放設立，所謂金融自由化開步走的當前，我們不是時常見識到政府以軟硬兼施手法要銀行低利貸款給有關業者嗎？而「紓困」、「打消呆帳」正是明目張膽的做法。總而言之，無論哪一種「不當」增長貨幣供給的做法，都是政治黑手在指導，都是妄想以「可見之手」取代「無形之手」來調控市場，不讓市場機能自由發揮。

為何政治力量那麼喜歡、那麼自然地扭弄貨幣供給？此與對貨幣的了解有關。今天的人類，似乎都自認知道貨幣，也大都認為貨幣就是錢、就是鈔票。可是當問起「信用卡是貨幣嗎？」類似問題時可就感到茫然了，因而「貨幣是什麼？」乍聽之下是經濟學幼稚園的問題，但進一層深思可就會意識到其不單純、不容易，甚至很可能永遠找不到令人滿意的「標準答案」，雖然汗牛充棟的經濟學教科書裏有定義，卻不標準呢！底下由一則故事說起。

話說國際著名的華裔產權經濟學專家張五常教授，在1963年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攻讀博士學位時，旁聽艾爾秦（Armen. A. Alchian）這位怪才名家的課，學期一開始第一堂課，艾爾秦一進教室劈頭就問：「什麼是貨幣？」，就這個看似簡單的題目，師生們（都是一群I.Q.頂高的人類）搞了三個星期，還是找不到完滿的答案，而艾爾秦在多年後雖發表了題為〈為什麼有貨幣？〉的論文，但仍然被認為很有待商榷。

對於貨幣或金錢，蔣先生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已故的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有很精彩的描述，但也似乎沒有明確答案。海耶克不客氣地說，一般人對不懂的事物，往往因為猜忌而產生厭惡心理，對於貨幣就是如此，尤其因為貨幣是高等文明秩序中最為抽象的機制，這種厭惡心理也就更為強烈。貿易倚賴貨幣，透過貨幣的媒介傳導，個別特定的交易行為，可以在最遙遠的地方，以最間接的方式，造成種種最為一般化、而且也最不容易理解的影響。人類的合作秩序若要延遠流長，就必須藉助於貨幣，但，貨幣也將使引導人群合作的種種機制，覆蓋在一層難以穿透的濃霧之中。一旦以物易物被以貨幣為媒介的間接交易所取代，原本還可以理解的事物便消失不見了，而代之而起的種種抽象的人際互動過程，即使是最有洞察力的人，也無法全盤理解。就是因為如此，海耶克才說，貨幣，或者說我們平常所使用的「金錢」，是所有事物當中最難理解的東西，海耶克還將之比作「性」，是人類最不可理喻的幻想所投注的對象;貨幣和「性」一樣，同時令人陶醉、令人迷惘，而且受人排斥。

海耶克指出，討論貨幣的文獻，也許比討論其他任何單一主題的文獻，都要多上許多。很早以前就有人宣稱，沒有別的主題，即使包括愛情在內，曾經驅使更多的人瘋狂;稍微熟悉貨幣類文獻的人，一定可以了解此人的心情。對於金錢既愛又恨的心理，也許更為常見:金錢是自由最有力的寶貝，同時也是最為邪惡的壓迫工具。此一最廣泛流通的交易媒介，在一般人的心中，全面喚起了一種焦慮不安，亦即那種因為置身於無法理解的過程而有的不確定感，而一般人對此又是愛恨交加，因為他們熱切地渴望得到此一過程的某些效果，但，對於其他與這些可欲的效果一起到來、不可分割的效果，卻又恨之入骨。

海耶克認為貨幣制度就像道德、法律、語言，以及各種生物那樣，也是來自於自化的秩序，因此，也同樣受到變異與演化選擇過程的萃煉。然而，貨幣制度終究是在所有自化長成的結構當中，最不令人滿意的產物。海耶克曾舉例說，自從基本上含有自動調整機制的國際金本位制，在專家們的指導下，被由政府刻意操縱的「貨幣政策」取代之後，迄今已過了將近70年；但，很少人敢說，在這段期間中，貨幣制度的運作有任何改進。事實上，根據人類過去的經驗，貨幣確實並不值得信任，但不是因為一般人所設想的那些理由而不值得信任。而是因為貨幣經歷過的演化選擇過程，比別種制度受到更多的干擾：由於受到政府壟斷貨幣，阻撓市場競爭進行各種試驗的影響，演化選擇機制在貨幣方面，未曾充分發揮作用。海耶克進一步說，在政府的照顧之下，貨幣制度已經發展到非常複雜的地步了。然而，在此一發展過程中，由於政府從中作梗，幾乎沒有市場試驗，也很少讓市場自由選擇可能適合它的制度。因此，我們到今天還不太清楚甚麼是好的貨幣，也不知道貨幣可以好到什麼程度。其實，政府對貨幣發展的干擾與壟斷，並不是最近才開始的，幾乎在鑄幣開始被市場選作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時，政府的干擾就不斷地發生了。海耶克嚴厲地指責說，沒有貨幣，延遠的自由合作秩序，就無法運行，但，貨幣幾乎自始就遭到政府無恥的摧殘，以致它竟然變成延遠的人類合作秩序當中，干擾各種自動調適過程的主要亂源。除了少數幾個幸運的短暫時期，整個政府管理貨幣的歷史，簡直就是一部詐欺和矇騙的歷史。在這方面，海耶克已經證實，政府自己比任何在競爭的市場裏提供各種貨幣的私人機構，都來得更不道德。海耶克說過不少次，如果政府不再壟斷貨幣，則市場經濟的潛能也許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海耶克所描述的人對於貨幣之複雜情結，貨幣在促進交易繁榮、人類文明的貢獻，以及貨幣所導致的種種搶奪、鬥爭行徑，如果沒有證據是很難引起共鳴的，而我們可以由《金錢簡史》這本書得到最好的佐證。該書透過近二千年前小亞細亞西部富裕古國呂底亞發明硬幣以來，人類改朝換代的歷史演進，以錢幣、紙鈔、電子錢幣三大貨幣演化時期為經的歷史陳述，讓我們見識到人生與金錢之間的各種形形色色關係。我們看到羅馬帝國因為善用貨幣而繁榮，也看到貪婪帝王胡亂鑄幣引發的信用崩潰而亡國，也見到金錢被視為罪惡、收取利息有罪的歷史，更讓我們看到了搶奪貨幣發行權而引發的政教爭戰。到了現代電子錢幣時期，的確是又一次的革命性貨幣演變，但對於貨幣到底是什麼的疑問，不只是沒有提出更明確的答案，反而讓世人更眼花撩亂，也更為迷亂，作者所用的「虛擬經濟」毋寧是傳神比擬和寫照，此與「泡沫經濟」同義，僅就我們眼見的信用卡引發的諸項弊端，以及金錢泡沫投機遊戲帶來的禍害來看，實在讓人搞不懂人類究竟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還是一直沒長進？有沒有從歷史中得到寶貴的啟示？

正如海耶克所言，就是因為貨幣神秘難解而且威力強大，乃吸引無數菁英投入該領域，身為海耶克愛徒的蔣先生也將之作為畢生研究重點。雖然蔣先生並沒有像海耶克那樣對政府控制貨幣70多年的歷史表示深惡痛絕，也沒有強調這是亂源，更沒說是矇騙和詐欺歷史，也沒有明指政府不道德，但由「五鬼搬運法、金蟬脫殼」的形容詞，其實也可以得知師徒倆的「實質感受」並無二致。我們都知道，蔣先生始終堅持貨幣是「流量」而非「存量」的基本觀念，在多篇學術論文中一再強調解說，幾乎已經成為蔣先生的註冊商標，就這一重點，不只和凱因斯學派學者完全對立，不可思議的是，更與被視為自由經濟代表人物的弗利曼﹙M. Friedman﹚南轅北轍，因為弗利曼也主張存量概念。

蔣先生對弗利曼的這種看法多次表示疑惑不已，順手找到蔣先生在1989年元月寫給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訪問獎學金得獎人報告」，記載1988年底訪問芝加哥大學，在盧卡斯﹙R. E. Lucas, JR. 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教授主持的貨幣銀行學討論會中發表題目為「存量分析抑流量分析？」之演講。蔣先生這樣寫著：「……討論貨幣理論究應採用凱因斯學派之存量分析法抑傳統之流量分析之問題。並以戰前1929年前後美國股市之大波動及崩潰為例證，闡明1929 年前股市之狂漲，實係由於投機者大量購買股票之資金，乃係由股票經紀商代向銀行融通所得。而銀行融通之資金又係因聯邦銀行不欲令利率上漲故而增加貨幣數量以供應者。因此股票之多頭投機，遂連帶的引起通貨之不停膨脹。及至1928年終，聯邦銀行始瞭解寧可任利率上升，不可再任貨幣數量上漲，於是急速緊縮信用，使貨幣數量之增加快速停止。股市遂亦停止上漲。多頭投機者於是急速拋售其股票以求償還其債負。而償還之資金流入銀行後又不一定能再由銀行迅速貸出。於是貨幣流通數量因而急遽下降。例如1930年一年內股票經紀人借款餘額﹙按均是代投機顧客所借者﹚下降三十四億美元，而各銀行之活期存款則亦下降四十八億美元，遂造成深重之不景氣。此間來龍去脈顯然仍以用傳統之流量分析法—特別是Wicksell的『累進式銀行信用膨脹理論』—說明之最為清晰明瞭。如用凱因斯之存量分析法，則反易失察貨幣數量變動之動態及因果也。聽者多首肯。

芝加哥本是美國反凱因斯學派之中心。但自弗利曼教授以來又採納時髦之存量分析法。故弗利曼之貨幣理論本人從不能全部接受。今其徒眾大都同意我說而無反駁之意見，亦表示思潮之轉變也。」

弗利曼的徒眾是否接受流量的說法，以及思潮是否轉變，是值得存疑的，此由類似1929年的崩盤事件一再重演﹙只在程度上有別﹚即可見其一斑。稍加思考即可發現蔣先生對1929年美國華爾街股市崩盤的解說與海耶克並無二致，而弗利曼與許瓦滋﹙Anna Schwartz﹚的名著《美國貨幣史》﹙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 ﹚記載的是美國聯邦準備局突然大幅降低貨幣供給增加率，此容易讓人誤解若持續增加貨幣供應量，就不會有世界經濟大恐慌。在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正熾熱，日本經濟仍疲弱不振之際，弗利曼接受媒體訪問，竟以增加貨幣供應量的擴張政策作葯方，酷似凱因斯學派的主張，也印證他對1929年美國貨幣數量變動之解讀。如此，對應蔣先生對弗利曼的批評，當較能認同蔣先生的說法，也就是說，弗利曼至少在貨幣理論的看法較傾向凱因斯，而關鍵所在就是對流量與存量之看法4。

貨幣流量之說就如同視貨幣為人體的血液，流動不已，讓經濟體系動態地順利運作，而經濟體系的運作當然是無數的「個人」之交互關係、或交易行為的持續不斷進行。說得白話些，貨幣是當「交易媒介」之用的，本身沒有價值，只是一層「面紗」，這也是古典經濟學家的說法，換另一個角度看，以當前的經濟詞彙就是指的「狹義貨幣」。蔣先生在1981年6月20 日發表於《中國時報》的那篇〈貨幣理論與金融政策〉裏，就這麼說：「……我所以堅持要用狹義的『貨幣數量』的定義，其理由是在通貨膨脹威脅之下，貨幣只可能被用作『交易的媒介』或『支付的工具』，不會再被廣泛的用作『價值的儲藏工具』了。同時也只有狹義的『貨幣』才能用作『支付工具』，其他附有利息的儲蓄性存款，雖然可以用作『價值儲藏工具』，卻不能用作『支付工具』，而必須轉換為『貨幣』才能用以購買或支付，與其他『票據』等並無二致。所以我一向主張不可將儲蓄性存款與狹義的貨幣合併在一起而統稱之為廣義的貨幣M 2 。在這一點上我和弗利曼教授的看法並不一致。」

流量概念或狹義貨幣，應該就是只承認貨幣作為「交易媒介」功能，貨幣是需以生產或服務行為的價值作後盾，本身並無價值，蔣先生在1982年7月18～20日刊於《中央日報》的〈紓解工商業困境及恢復景氣途徑之商榷〉一文中，就很明白地說：「在通用貨幣為交易媒介而不准私人自製貨幣的國家，一般人民及廠商要想得到一些貨幣以供行使之用，必須先從事一種生產或服務行為以賺得相當價值之貨幣。其所賺得之貨幣，即是他對國民生產的貢獻之指標。他們以如此賺得的貨幣來購買一切商品，就是享受他們自己的生產行為應得的成果。」

也就是由於這樣的體認，蔣先生很自然地順勢將「五鬼搬運法」這個名詞推了出來。他接著說：「假使有人既不從事生產或服務，又不肯以適當之代價向人告貸，而私自製造一批貨幣，拿到市上來購買商品，那就等於憑空將別人的生產成果攫奪一份去了一樣。這不是和竊盜行為一樣麼？而且這竊盜行為是極神秘而不露痕跡的。它能夠不啟人門戶，不破人箱籠，而叫人失去財物。吾人不妨戲稱之謂『五鬼搬運法』。這種法術，費景漢教授曾稱之為凱因斯的魔法。其實這絕非凱因斯所發明，在我國兩千多年前早已有人使用過。就是漢文帝在他老糊塗之後，曾經因為聽說他的嬖佞鄧通依相法當餓死，就特地賜他一座銅山，並准他私自鑄錢。這就等於特許他使用『五鬼搬運法』，任意搬取別人財物一樣。因為別人辛苦生產的成果，他只要以私鑄的錢，就可以取得。這種特權自然是眾人所嫉。一旦文帝崩逝，年輕有為的景帝即位後，就迅速將他的特權取消，並且將他那份富可敵國的財產，全部籍沒，使他最後還是餓死街頭。」

在提出「五鬼搬運法」之後，蔣先生再生動地導出「金蟬脫殼法」，他是這樣敘述的：「現代的鄧通們聰明得多了。他們不向政府要求私印鈔票的特權，而只慫恿政府銀行去大批增加貨幣供給，用極低的利率來貸款給他們，由他們去使用以購取財貨。其結果也同樣的能以非從事生產所獲的新製貨幣來攫取別人生產的結果，而他們卻避免了犯刑法的罪名。往往他們一筆低利貸款，就遠遠超過漢朝鄧通一輩子可能鑄造的錢。至於他們因此積欠銀行的負債，他們另有一套『金蟬脫殼之法』來解脫。」

這麼巧妙地偷天換日法術，蔣先生指明是凱因斯引介出來的，蔣先生說：「這一套法術，雖然也未必是凱因斯所發明，卻曾經由他推薦給法國財政局。原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法國政府曾因戰費欠下一筆龐大的公債。這公債的利息與還本，成為法國或政府戰後財政上極沈重的負擔。凱因斯在他當時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曾經建議：假如他對法國財長借箸代籌的話，他一定要故意製造一場強烈的通貨膨脹，使物價大幅度的上漲，那麼這筆戰時公債的真實負擔自然也隨之減輕了。我做學生的時候拜讀了這篇文章，深怪這位大師何以竟如此充斥著野狐禪氣息，所以始終對他的理論頗存戒心。不料今日台灣的報界竟滔滔者皆凱氏之徒也。」

其實，不只當時台灣報界滔滔者皆凱氏之徒，全球應都如此，而迄今似乎也沒什麼大改變，反而可能在「尊重市場」這個美麗口號的屏障下更盡情使用凱因斯傳授之法，畢竟「可見之手」的調節就是「權力」同義詞，追求名利的凡人，怎麼可能捨棄呢？何況指責施用五鬼搬運容易，但要舉證卻夸夸乎其難也。

由此角度觀之，凱因斯是「不朽」的，因為他所發明的工具實在太美妙了，讓人捨不得不用它。不過，凱因斯本人可能不是像蔣先生筆下所謂的充斥野狐禪氣息者，而是真的有心幫世人解決生活難題者，只是所提供的「短期時效」工具反而形成人類福祉的威脅。施建生教授在〈海耶克與凱因斯〉﹙刊於1992年7月10日《經濟前瞻》﹚這篇文章中說：「凱因斯從不承認為了增加貨幣需要以促進就業之永久的增加是須以不斷增加的通貨膨脹來支持的。但他後來已徹底地體察到，對貨幣需要之不斷增加最後必會引起通貨膨脹的危機。到了晚年，他已對這一問題之發生甚為憂慮。但是，不是活著的凱因斯，而是他的理論，繼續享有影響力，決定了以後事態的發展。海耶克曾以他自己的經驗加以證明。他說，當他於1946年最後一次與凱氏討論這些問題時，凱氏已表露出對一些與他最接近的同仁不斷極力主張信用擴張表示驚慌。他甚至誠摯地對海氏保證，如果他這些為1930年代之通貨緊縮所切需的理論會發生危險的影響，他將會立即挺身而出，設法改變輿論，使之步上正確的方向。但不幸的是，三個月以後他就逝世了。﹙F. A. Hayek,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 1967, p.348﹚」

不過，即便凱因斯果能活得夠長，也真能挺身而出、登高一呼極力想改變輿論，我們也可以合理地懷疑其真能收到什麼效果，此不但是覆水難收，主要還是該工具實在太好用了。這件史實與前文所提的蔣先生奉勸王作榮先生謹慎下筆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就此覆水難收一事，蔣先生也曾說得很清楚，就在上引文中，蔣先生是這樣說的：「凱因斯當時的建議並未被法國財政當局所接受，但是聰明的企業人士一看就識得其中奧妙。他們第一步慫恿中央銀行加速增加貨幣來貸款給他們，也就是等於讓中央銀行來施展『五鬼搬運法』替他們搬運資財。這種五鬼搬運法不免使物價上漲，那時他們正好利用之以減輕他們過去的負債，而他們資產卻都早已立刻投資在實物及外匯上去了。最後再配合以台幣匯率的貶值，那麼他們繼著以『五鬼搬運法』取得資產後，又順利的用『金蟬脫殼法』將債務推卸去了。這豈不是發財的途徑？當然我絕不是說所有的企業都是走這條路線的。但是只要這條路線開放著，就不免有很多人要在這方面動腦筋；他們的『御用』文士們就會不斷的替他們在報端呼籲鼓吹，將它說成為加速經濟成長必採的途徑，更是目前紓解工商界困境的妙策。」

這一段話當時在一次報社舉辦的座談會中被已故的費景漢院士再加以引伸，竟然惹火了許多工商業者，攻擊的砲火也更加猛烈，雖然蔣先生曾再為文詳細且婉轉的說明、澄清觀念，然而似乎於事無補。不過，近二十年之後的今天，五鬼搬運已成為流行名詞，其情況也更為惡化，不但印證了蔣先生的先知，也反映了爭權逐利人性的更為赤裸。

雖然身陷重圍，雖然明知吃力不討好，但是蔣先生堅持其一貫的理念，本著知識份子「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勇敢而率直的說理，盡力導正社會流行的錯誤觀念。在1987年10月22日和23日，蔣先生於《聯合報》發表〈「揠苗助長」的經濟政策〉長文，有感而發的指出，不論在落後或先進國家，與「揠苗助長」性質相同的經濟政策相當普遍，令人擔憂的是，尤其在民主國家，「揠苗助長」性的經濟政策更具有令人難以抗拒的政治壓力。因為搞政治，必須要靠群眾支持，可是群眾不是都能深謀遠慮，而又了解經濟成長的基本原理的，大多數只能見近利，而無長遠眼力，若有野心政客以立竿見影之政策相號召，就很容易響應追從。蔣先生特別以勞工政策中的工會組織及罷工權為例，以台灣、英國、新加坡以及阿根廷等國為例相互比較，尤其特別著重阿根廷斐倫﹙Peron﹚政府的慘痛經驗。殷殷告誡我們的政府官員及具影響力者，千萬勿鑄下「揠苗助長」的大錯。觀察近幾年來台灣環境的演變，蔣先生的憂心及遠見恐怕可能成真，尤其勞工法令及社會福利方案的一波接一波，看來蔣先生的諍言是沒有作用的。連具有如此崇高地位的學者之建言都無效，遑論其他名不見經傳者的言論！

陸、「道一以貫之」的蔣碩傑—無形且至簡至易的「大道」

再重新回顧蔣先生一生的言論和主張，我們會更堅定地認識到蔣先生是道地的「道一以貫之」典型，他所堅持的這個道理簡言之就是「自由經濟」、「市場經濟」，是回歸亞當．史密斯時代的精神，不論是「重視儲蓄」、「去除管制、自由化」、「反對凱因斯政策」、「狹義貨幣、流量概念」，以及憂心「揠苗助長政策」，都同樣指向「反對政府干預、讓市場機能充分發揮」這個平淡無奇看似簡單的結論。不過，這也是蔣先生的老師海耶克之主張，海耶克的「自然長成之秩序」就是「市場秩序」，而市場則是「無數」的「行為人（個人）」從事行為的場所，只有活生生、有血、有肉、有靈魂的「個人」才有行為能力，而個人也才可能謀求「自己的」最大福祉，任何其他人是不能越俎代庖的。可是我們似乎看到實際社會中芸芸眾生竟然是茫茫然六神無主的，他們是天生如此，還是後天被塑造的？不論是啥原因造成的，難道不應讓他們重新找回做人的本質嗎？而透過訊息的傳佈、不斷地學習、嘗試錯誤和改正，是可以做到的。其實，或許情況還未惡化到如此地步，而「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的諺語，也已生動地點出「知識是散在民間的」﹙海耶克語﹚景象。如此，市場自然不是任何人或任何團體可以獨斷、任意擺弄的，由「凡人」所組成的政府，當然更不可能打「精密調節」﹙fine tunning﹚的如意算盤了。

蔣先生所抱持的市場經濟原理，用亞當．史密斯的名言「無形之手」形容頗貼切，也與古語「大道無形」不謀而合。我們知道，史密斯的無形手引導行為（個）人作行為時，隱含著行為人必須遵守起碼倫理道德，而「誠信」就是最根本的市場倫理，貨幣之所以被稱為「信用」想必也是基於相同道理。我們在蔣先生的文章裏並沒發現他曾提及倫理道德這些事，但他強調貨幣流量、交易媒介功能，或許已認為這些是市場經濟裏的前提條件，就像人必須吃飯、睡覺這麼自然一樣，根本無需再提。

蔣先生認為經濟學是人類的智慧結晶，由其道一以貫之來看，應是指截至亞當．史密斯，因為之後的經濟學愈來愈往「技術」層面發展，而冠以「科學」﹙指與自然科學相類比﹚稱謂，恐怕對人類福祉不但增進不了，反而會形成傷害，特別當凱因斯帶頭的總體經濟學興起之後，人被物化、機械化壓進「數理模型」，可說已完全喪失「人味」，怪不得有人直接地指責現代經濟學裏已經「沒有人」了。寇斯﹙R. H. Coase, 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時常掛在嘴邊的「黑板經濟學」，海耶克指稱的「科學迷」都講的是同一件事。以數理的包裝，加上「嚴謹」、「科學」的要求，讓經濟學成為一門或者是極端艱深、複雜化但「與世隔絕」的專業工作，使經濟學者形成一個既得利益團體，或者提供政策工具作政客幫凶的學問。寫到這裡，我不禁想起弗利曼在1985年一場演講的結語：「……身為一位經濟學者，成為我生命中喜悅與滿足的泉源。經濟學是一門迷人的學問。而最令人著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簡單，只要一張紙就可以寫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弗利曼所說的經濟學，應該是指史密斯時代的古典經濟學，如今大家琅琅上口的「無形之手」、「分工」這些名詞說起來簡單，但要知曉其內涵卻極端不容易呢！

蔣先生再將「儲蓄」抓回到重要位置，也使「永續發展」的天長地久之真正長期、也是真正的「人生」理念重回人間，這也是反凱因斯的最關鍵點。其中涉及的因素有貨幣應是流量或是存量，以及政府角色等根本課題。強調儲蓄並非貨幣存量理念，而是時間過程中的流量、動態，以及增加價值俾未來人生更幸福的概念，其決策主體是活生生的個人，其中涉及的金融中介也都應是依循市場機制的理念。不過，不可否認的是，實際世界是極端脫離這個境界的，我們已都習慣於政府控制貨幣、也對政府干預金融中介習以為常，再加上視貨幣為存量的觀念作祟，以及所謂的「貨幣緊縮」理念推波助瀾，而「增發貨幣」拯救經濟蕭條也就理所當然了。這種心態也正是解讀1929年美國華爾街股市大崩盤以及隨之而來的世界經濟不景氣，最典型、最被人接受的方式。之後的多次世界經濟衰退及金融風暴，也大都被這樣的看待，而「增加貨幣」則是最標準的葯方。

無論從何種角度切入觀察，問題的「終極癥結」還是在政府這隻有形之手所扮演的角色，而凱因斯理論及其葯方就是要政府做強而有力的干預。由此觀之，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以及「凱因斯主義」，「本質上」並無不同，都是中央政府當「老大哥」或當上帝，由善意角度看，統治者都具悲天憫人胸懷，想要拯救蒼生，透過政府妥善規畫來達到促進全民福祉的高尚目標。結果是，共產主義試驗七十年被放棄，社會主義、集體主義三十年來已屆風雨飄搖，而「凱因斯主義」雖在1980年代因「停滯膨脹」﹙stagflation﹚飽受責難，但迄今卻在「自由經濟」招牌下，以「必要時干預」這個弔詭無瑕疵名詞做擋箭牌而愈見活躍。不但「貨幣國家主義」的地位益形鞏固，政府更在許多方面深入觸角、擴大干預範圍，弗利曼說得好：「我很高興，《資本主義與自由》中文版能在台灣發行。雖然該書英文第一版發行於三十年前，但該書所揭櫫的理念乃是永恆的。那些理念適用於三十年前，也適用於今日的環境，而就某些層次言，可說更切合當前的局勢，政府干預市場的年代已因輿論而有所改變；當年批判政府干預屬於極端且激進的論點如今已廣被接受。儘管如此，政府干預的行為並未隨著觀念的改變而同等變化。

相反的，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的角色自1960年代以來，非但沒有減弱，且有增強之勢，今天的政府花掉國民所得的一大部份，採取更多的管制，且更細膩地干預到個人生活。………

…共產主義的瓦解使我們相信，我們正在進行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確的。其實不然，似乎我們正努力走向五十年前的共產主義國家之型態，而共產主義國家卻正努力走向七十五年前我們所處的國家之型態。………

…以美國為例，我確信反轉目前的方向且改行縮小政府規模和減少侵犯個人事務是極為迫切的作法。我們的行為有必要配合我們所說的話。

…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的例子顯示，一旦透過市場機能贏得繁榮之後，常有強烈傾向走向社會主義國家之型態，要維持市場機能的運作可能比導入市場機能來得困難。」

弗利曼的「我們的行為有必要配合我們所說的話」特別值得台灣執政當局注意及深思，畢竟「自由化、國際化」、「鬆綁」不能淪為口水，有必要儘速落實，不過，也正如弗利曼口中的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的例子所顯示的：一旦透過市場機能贏得繁榮之後，常有強烈傾向走向社會主義國家之型態。台灣尚未成為已開發國家，就已急忙向這些國家看齊、甚至想趕至前頭呢！可能因為凱因斯的干預理念深印在有關的有力決策者心頭吧！有人也許非常不同意我將凱因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等歸為一類，因為「干預程度」天壤之別也，不過，此時腦海中浮現出的朱敬一院士1991年一篇文章應可作最佳註腳，該篇時論的標題是〈百分之一的法西斯就是百分之百的法西斯—艾羅教授「不可能定理」的應用〉。用在政府干預上，就是「百分之一的干預就是百分之百的干預」，這不也就是我們極熟悉的「五十步笑百步」流行話語嗎？

在此情況下，我們不免更加懷念、也愈加敬佩蔣先生的洞見及勇氣，在身為研究生時就看穿凱因斯理論的可怕，而1950年之後更傾全力拆穿凱因斯政策的禍害。其在國際上受到托丙﹙J. Tobin,198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等權威學者的圍堵，在台灣受到諸多輿論的圍剿。儘管四面楚歌，蔣先生還是勇往直前，本著「儘管有人對我作種種污衊與曲解，我自信我所主張與我所反對都是有一貫的理論與經驗之根據的。

孟子曾經說過：『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我們以同樣不得已的心情來寫這篇文章，以就正於不受既得利益所左右的愛國君子；尤其是要獻給正在研習經濟學的青年學子們，以免他們在報端只能看到一面之辭，而被人徹底洗腦。」

蔣先生不只對那篇文章的寫作是這種心情，可說所有的文章都是如此。對照蔣先生對抗不當政策和輿論的言論與精神，我們真能沒有無感於今不如昔之嘆嗎？難道我們只能在蔣先生「形體雖遠，但精神常在」的感懷中唏噓歎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