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及政策廣場

朱敬一：菩薩變門神- 緬懷蔣碩傑時代的賦改會

　　蔣碩傑院士生於一九一八年，卒於一九九三年十月。蔣先生堪稱廿世紀最偉大的華人經濟學家；他除了著作等身、對貨幣理論貢獻卓著之外，對台灣經濟發展更是功不可沒。身為蔣碩傑文教基金會的董事之一，適逢蔣先生九十冥壽，基金會舉辦紀念活動表彰其貢獻之外，自己內心也有相當的感觸。國人時常津津樂道蔣院士「五鬼搬運」的描述、與財經六院士對當局的建言、蔣王筆戰等膾炙人口的事蹟，但我卻對蔣先生與劉大中院士聯手擘劃的第一次賦稅改革委員會特別關注。最近有不少與賦改會有關的反彈、抗議，當然也令人有感而發。

　　提起早年的賦稅改革委員會，許多人都只會聯想起劉大中院士，殊不知蔣碩傑院士才是唯一同時參與第一與第二次賦改會的委員。如果我們仔細比較前面兩次賦改會與現今正在召開的第三次賦改會，就會發現其中差別甚大。讓我一一臚列如下，看看讀者如何感受。

　　邀集委員開會只為表態背書
　　一、第一次賦改會的主任委員是劉大中院士，是康乃爾大學教授，委員包括蔣碩傑、張玆闓、邢慕寰、俞國華（財長）、李國鼎（經長）、張導民（主計長）等十一人。第二次賦改會主委是陳聽安教授，委員包括蔣碩傑、白培英（財政部次長）、王作榮、張則堯、周玉津、李庸三等十八人。第三次賦改會則有委員廿人、諮詢委員廿九人。前者包括了若干學者與為數眾多的政府官員，而後者則涵納一大群民意代表與工商利益代表等，總人數達四十九人。每一次委員與諮詢委員聯席會時，如果每人發言三分鐘，一輪就是兩個半小時，很難溝通討論。我曾經參與了第二次賦改會，當時的討論經驗比現在好太多了。當年開會是為了溝通以收集思廣益之功，現在開會則只是為了背書或表態。如果蔣院士在世，他是不會參與表態背書大會的。

　　官員傲慢批評學者不懂實務
　　二、第一與第二次的賦改會，委員是以學者為主體，搭配上若干財經官員，以補學者實務經驗之可能不足。此外，一、二次賦改會的主任委員也都是學者，而官員只是配角。之所以請大學者做主委，就是因為他們客觀、中立、有透視經濟的超強能力、能從長遠著想、不被利益團體綁架、不拘泥於短期的與瑣碎的現實議題。但是，現在的政府官員有不少也曾經做過教授，若干人面對學者不但內心有「我也是博士、我也是教授」的傲慢迷思，甚至偶爾放言批評教授不懂實務、有理論隔閡。當年，蔣碩傑先生認為尹仲容的經改政策有誤，曾經送一本米德（James Meade）的書給他讀，讓他了解自己思路之短絀。現在，還有哪位官員這樣尊重大學者、這樣謙虛？在台灣社會，產官學三個字「學」已經排到殿後了，「官不如商、學不如官」恐怕是不少人心底的潛意識地位排列；第三次賦改會裡的生態，實在也只是浮世繪的投射而已。如果蔣院士在世，若官員批評他「實務經驗不足」，他是會拂袖而去的。

　　壓縮會期委員紛派代表出席
　　三、第二次的賦改會分委員與研究委員兩群，第一次賦改會也有類似的區分，第三次賦改會則由委員直接包下計劃，但開會卻分為工作會議、委員會議、委員與諮詢委員聯席會三圈。有些議題，委員要經歷三回合相同題目的討論，耗掉太多時間。許多人都弄不懂，這是誰設計出來的詭異制度，似乎是要以把人累垮為目標。前兩次賦改會的期間分別是一年九個月與兩年，研議期程合理。第三次賦改會卻只有一年期間，錯誤地將國家中長期的財政結構規劃，壓縮在世界經濟最不好的十二個月內完成。

　　正因為期程太趕、會議太多，有些民代、官員、業界商人就改派代表或助理參加，也讓這個會議的專業性大減。由於助理或代表根本不可能把會場其他人的意見、態度向老闆完整陳述，又由於開會者本尊／分身彼此地位不對等，因此不少教授們也想乾脆請「國科會研究助理」為代表來開賦改會。這樣的「代表」會議，如果蔣碩傑院士在世，大概也沒興趣參加！

　　結論皆已定調教授們感受辱
　　四、第一與第二次賦改會的任務，都是只有大方向描述，但絕沒有任何預先設定的稅率、調稅的特定幅度。在那種尊重研究的前提之下，稅改的討論才有意義。但是第三次賦改會則截然不同。從該會成立到現在，輕稅簡政的原則定了、不談財政收支平衡的方向定了、資本利得稅不准碰、證交稅率宣布要降一半、連遺產贈予稅的稅率也都定調了；這叫負責研究、討論的財稅學者情何以堪？依我了解，賦改會學者教授也不是什麼個性偏激、搞革命的異端份子，但是教授們最在乎的就是尊重、尊嚴。依據現況來看，不但幾個關鍵議題完全不讓教授們感受尊重，連許多會議前後，都有財政部官員放話批貶、或營造特定「假共識」。這樣的屈辱氣氛，若是蔣院士在世，大概早就退避三舍了。

　　坦白說，學術理論與行政經驗或商場實務之間，並沒有熟優熟劣的區分。學理是體，經驗是用，兩者揉和的最佳境界，就是要培養出對經濟問題的透視力（insight）。學者沒有透視力，只是個腐儒；官員沒有透視力，就是個昏官。在前兩次賦改會時代，學者都有機會展現其透視力；但是這一次，少數官員目光如豆，似乎不再希望大學者幫忙透視前方。蔣院士若在世，對此一定也是不勝唏噓。

　　學術大菩薩進了官場變門神
　　現在賦改會的整體情形究竟如何呢？讓我做個比喻吧。賦改會裡有不少大學者。大學者在優良的學術社群之內，像是個大菩薩，慈眉善目，幫忙系裡、院裡解決各種問題。但是在惡質的學術社群裡，大學者只是個「門神」。院系關起門來討論事情時，門神貼在門上卻是面向門外，是外人。菩薩幫忙解決內部的各種問題，但門神的作用只是嚇唬外面的社會大眾，對內則完全沒有作用。第一與第二次的賦改會，學者都是大菩薩，但第三次的賦改會，學者則像是門神，只是向社會招搖的道具，對門內張牙舞爪的阿修羅而言，門神都是外人。有朋友對我說，賦改會開會時他只要另有行程，則一定選擇去別的行程，因為開賦改會「有內在煎熬、有外在羞辱、邊際成本高、邊際效益低」。我則開玩笑安慰他「身為龍套，開會早到、頻頻點頭、面露微笑、絕不發言、只聽報告、冷眼旁觀、睏了睡覺」。大菩薩要在第三次賦改會裡自處，大概只能把前述卅二字奉為真言了。

　　唉，學者對於國家發展，當然是有功能、有幫助的。用之以方、待之以禮，那麼大學者就是大資產，賦改會也可以幫政府解決、排除不恰當的大選財經政見，讓馬蕭愛台十二建設有穩健的財源、能順利的進行，改善台灣的經濟。但是，如果視學者如蔽屣、棄之於途，那麼這群學者就會如余英時院士所言，未來幾年會令主政者「芒刺在背」。要怎麼收穫就怎麼栽；如何看待賦改會，就看主政者的態度了。

資料來源：中國時報 A8/政治綜合 2008/10/10
作者：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朱敬一